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有著很浓厚的尚实务实思想，而不好谈常理；是以，虽缺乏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却不乏脚踏实地的治国安邦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民本思想。从人类需求层次的角度看，这虽是较低的层次，却是较高层次需求的基础。
在当代，即便在发达国，搞好民生，依然是政治的基本，就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的“笨蛋，关键在经济”。只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节省人力（Labor-Saving）技术的进步，及全球化的作用，发达国家或中高收入国，如大马的体面就业、收入经济安全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而至于出现程度不一的薪资停滞、中产阶级萎缩或极富与极贫两极化的M型社会化。
在这种进退失据的情况下，要如何保住或创造体面就业，就成了紧迫课题。最常见的突围方法就是创新（Innovation）与创意（Creativity），以免于穷在红海搏斗。据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均不惜成本地大力投资于人力开发与研发，如以色列（有创业王国Start-up Nation之美称）、芬兰、南韩、瑞典、日本等，花在研发上的投资，均占GDP的3-3.8%。大马则长期以来低于1%，比中国的1.77%还低！新加坡与台湾则个别为3.09%与2.90%（2010数字）。显见，大马虽在口头上也大谈创新、创意与知识经济，实际行动却是炒地皮、建高楼（如118层的白象项目）、分Projek（项目）。也难怪在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就绪度（Readiness）分项中，大马得分偏低。有耕耘虽然未必有收获，耕耘不多，收获恐怕也是有限，要创造民生之本的体面就业，恐不乐观。
除了研发投资之外，要有创新与创意成果，也涉及了其他条件，如社会学者Richard Florida在其《创意阶级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2011新版）一书里认为，它需要3Ts，即技术、人才与宽容（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的互补。没有人才一切免谈，而人才与技术，均有集中化的趋势，有越多人才与技术的地方，会吸引更多的人才与技术，是所谓的同类相聚，人（物）以类聚的作用。
什么样的地方最能吸引人才？除了基本的条件如：法制、治安、好学校、便利的公共交通、价格合理的住宅、多元的娱乐、文化活动外，多样性、宽容与实绩制（Meritocracy）也是关键条件。
首先，创意需要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单元化。多元可提供产生创意与创新的合宜环境，可以说，多样性是项资产。就多样性言，大马是不缺的，惟能否善用，则是另一回事。此外，有创意、本事的人才，也喜欢到开放、尊重个性、具有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实行奖罚分明、用人唯才，色盲（看本事与贡献，而非肤色的Colorblindness）的地方生活、就业、发展。
约言之，地方的素质（Quality of Place）是关键，地方的素质，则取决于上述因素，公平（实绩制）、宜居性（Liveability），可持续、包容性、多样性、开放性、尊重个性、合理的社会保障等。
在大马，要创造这样的环境，需要回归到联邦体制的多元中的统一的本旨，也就是，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国家，应让各组成邦∕州享有高度的政治、行政与财政自主性，让各州可以因地制宜地打造各适其适的多元模式，让这些多元模式互相竞争，使人才可内流而不必外流，进而刺激彼此向前向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