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大马华社推行华校“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以致许多8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都不太会说方言。如今华社察觉了方言开始式微的问题，多名文化工作者积极推行复兴方言，也有学校开始解禁说方言。
方言，代表著籍贯乡源，也可作为地方语言。在我国，随著多元社会和多种语言的发展，有的人可精通多种方言，有的人仅擅长自己籍贯的方言，也有年轻人完全不会方言。
本期《东方热话》邀来两名年轻人，其中一人精通多种方言，另一人则不谙方言，让他们交流分享方言的学习、沟通及功能性。
身为客家人的黄佩意（29岁，歌手）能说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和些许客家话。不过，她跟许多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一样，在家里基本上都说华语，回到槟城家乡才会说方言。
她透露，因为家里长辈精通方言，加上小时候曾在不同的环境生活，因此得以掌握不同的方言。
黄佩意在山打根出生，居住地区是讲客家话的环境，后来随父母到槟城生活，又是一个偏向讲福建语的社会。
之后再举家搬到新山生活，这是一个倾向讲华语的社会，较少接触方言。
“我父亲是客家人，父母之间是讲广东话，外婆则讲潮州话，听久了就耳濡目染。我主要是听长辈讲，看戏剧学习，在回槟城探亲时也会说方言。”
与黄佩意不同，出生于雪兰莪的戴东裕（26岁，乐手），虽是客家人，却连客家话也不会说。
对生活没太大影响
“我3岁那年就随父母南下新山定居。由于没有讲方言的环境，加上遇上新加坡提倡讲华语运动的政策，以致从不会说方言，就连客家话也不会说。我还是会听一点点的方言，但不会说。”
戴东裕说，住在新山的人基本上都受到新加坡电视台和电台的影响，因此主要都是说华语。“我曾跟朋友学习方言，但因为没学习和练习的环境，也分不清广东话、福建话和潮州话，最后只好选择放弃。”
他坦言，当遇到用方言交谈语境的情景，或许自己就无法加入聊天。“不过在这个以华语交谈的新山华人社会里，不会方言，其实还好， 没有太大的影响。若是生活在其他地区，如喜欢用某种方言交谈的社区里比如吉隆坡，受到的冲击力较大。”
他也透露，在本身朋友圈，由于大家都至少会说一种方言，但他自己还是不会说，但不会因此觉得沮丧。
“学习语言主要是先需要有一个环境，但我身边都是讲华语的环境。尤其是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更不会说方言了吧。”
谈及方言的实用性，戴东裕认为，不谙方言并不会对他的工作或生活带来太大的困扰。
黄佩意则认为，对居住新山的人来说，方言的用处不大，若在新村或偏乡地区，不说方言可能就少了些归属感。
校园解禁 让学生接触方言
我国华校曾在80年代推行“多讲华语，少说方言” 运动，禁止学生在学校说方言，鼓励多说华语，造成许多学生都不太会说方言。此运动推行20几年后，导致现代家庭都在说华语，许多年轻人已只会听不会说，又或完全不会说方言。
华社担心方言文化会断层，甚至消失，也不断思考是否校园应重新开放讲方言。
一些华校如吉隆坡坤成女中和槟城钟灵中学则在不久前解禁，允许学生在学校讲方言，引起回响。戴东裕认为，开放是好事，可以让学生接触更多方言，以免这些方言失传。
“当年是华社强迫学生在校园禁止说方言，现在时机成熟，适合开放重拾方言学习，是件好事。”
黄佩意则表示，槟城人在生活中都讲福建话，她听亲戚说，当地独中不能说方言，有些学生都觉得不开心或很辛苦，因为课堂上不能说方言，钟灵中学解禁说方言是件好事。
她形容，福建话就是槟城人的日常语言和面貌，若失去说福建话的自由，相等于失去地方特色。
受新国影响 新山人爱说华语
两名受访者认同，掌握方言，不一定要以自身籍贯方言为主，也可以所处社会主要使用的方言为主。
两人表示，学习方言就如学习任何一种语文一样，必须要有一个环境提供语文学习。不少籍贯会馆都推出方言学习班，加上学校解禁后更提供了共同学习方言的环境，对“复兴方言”是具有正面意义。
两名受访者也提到，由于新山地理位置特殊，他们进行文创活动策划时，都会发现柔州似乎是脱节的火车车厢，步伐跟不上中马的节奏。
黄佩意形容，从地方性来说，新山是比较不具个性的城市。虽然新山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会说方言，但见面第一句还是会以华语问候。
“或许是因为新山长期受到新加坡媒体文化的影响所致。槟城人说福建话，吉隆坡生活的人说广东话，在新山生活的人则说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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