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相沙比里胞兄卡玛鲁扎曼宣布成立人民力量党，该党阵容涵盖各族，且吸收公正党、马华、民政党、伊党、诚信党的成员，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社会菁英，主张为B40、M40群体发声和倾向国阵的基本立场，从此马来西亚又增添多一个政党。
不禁要问：为何马来西亚的政党越来越多？而且，为什么这些政党都属于马来穆斯林发起的政党？特别是在这两年，为何政党如雨后春荀般诞生？
追根究底，不管是单元主义的斗士党，青年路线的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还是主打多元的人民力量党，乃至2020沙巴州选期间出现20个政党、56名独立人士大乱斗的局面，其根源绝对离不开2018年509大选和2020年喜来登政变造成的效应。
凡关切大马选举的人都会铭记2018年大选，因为是我国史上首次发生三股政治力量争夺马来席票，完全打破马来亚独立以来，朝野极尽努力塑造的一对一竞争模式，以致没单一政党或联盟在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甚至在州层级发生悬滞议会、
尽管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FPTP）是一个有利大党和不利小党的选举制度，然而，国阵、希盟和伊党在全国158个国席上演三角战，令马来选票被一分为三，以马来穆斯林比例过半或相对较多的国州席次也被切割成若干板块，导致小党、弱党和独立人士乘机爬起，因此，在2018年大选后，虽然希盟赢得113国会多数，但仅于低空飞过的113席，有8席的沙巴民兴党及3个独立人士顿时成为造王者，让希盟的简单多数推高到124席。
在州层级，霹雳州发生3名伊党州议员一度左右国阵、希盟的朝野地位，2席的立新党也玩弄沙巴国阵和民兴党阵营于股掌之间，此情此景是继1969年以来，马来西亚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大党恶斗为小党制造容身缝隙，以往不受重用的小党，反而为大党争取选票和执政权中不可或缺的助力，遂2018年大选为政治论述偏激和发展空间受限的政党掀开潘多拉之盒。
喜来登政变粉碎两线的竞争模式
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是继2018年大选的又一波冲击。土团党和阿兹敏派系退盟触发希盟倒台，首先是安华试图建立少数政府，接著马哈迪统筹无政党无派的大联合政府，惟，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成功出线，以至今仍是不解之谜的国会多数执政。不得不说，喜来登政变进一步粉碎两党、两线的竞争模式，同时打破1955年马来亚自治邦选举以降稳定的组政方程式——多数在朝，少数在野，开启选后结盟的大门，各路小党意识到选后结盟足以冲破朝野均势，进而开始纷纷擦拳磨掌。
马哈迪在筹备建立斗士党时便强调不旨在执政，而是要担任左右朝野政党是否执政的关键少数，由此可见，斗士党、MUDA、民兴党、砂民党、人民力量党等小党和地方性政党，是希望于勒索获得较多选票和席次的大党，实现各自的政治偏好，而小党萌生结果将逐步把马来西亚推向多党竞争的境界。
那么，为什么创立的新党大部分是马来穆斯林为基础的政党呢？不像华裔选民一边倒地支持希盟般，2018年大选显示马来选票并非铁板一块，许多有意上阵的小党正希望找机会充当造王者，为此，较容易分裂的马来票仓便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外加，巫统不再像2018年以前一样风光，土团党的未来生死未卜，一手抓国盟一手拉巫统的伊党也摸不透本身的选票底线，正当这些较有规模的马来政党无法独揽大局之时，又因冠病疫情和经济不景催生更多中间选民，与此同时，落实18岁投票为大马注入庞大的新鲜选民，较小规模的马来政党大可依附这层不确定性逐个"出草"。
总之，小党的纷纷建立将令重返两线制的希望更为渺茫，某方面而言这是冲破大党独霸票席、提供选民更多选项和改变大马政治生态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