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马政局,朝野各党均进入大混战的新态势。
各党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既联合又斗争,既喊话又密谈;各方似敌非敌,似友非友,彼此都没有一条清晰的划界。当敌我、黑白、左右均不再壁垒分明的时候,很多选民难免会感到困顿和不知所措。难怪在坊间和网络上充斥著悲观主义的论述。
此时此刻,大家都在质问,改朝换代是为了什么?希望联盟为了什么价值而战?马哈迪到底是敌人还是盟友?拉倒纳吉抑或推翻巫统才是斗争目标?变天后当由安华还是慕尤丁出任首相?新政府上台后,是否真的不怕得罪“马来人优先”和伊斯兰霸权?
行动党在这个大混战、大洗牌的格局中,其所弘扬的“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到底有什么具体内容?这从来就没有公开说清楚,讲明白。作为党友,我愿意提供一些思考作大家参考:
1.推动人类历史巨轮向前发展的动力,不只是左派所强调的阶级剥削而已,还有民族(包括宗教)压迫和性别歧视。这三对矛盾,互相依存和交缠在大马多元民族的社会结构里。所以当讲“进步政治”时,就不能选择地只处理其中一种矛盾,如“左胶大爱族”就只循阶级分析的路径来解释社会矛盾,认为马来普罗阶级只面对巫统精英的经济剥削,不愿正视马来传统文化和伊斯兰信仰,甚至封建势力对马来族群的精神桎梏。故此,我们的“进步政治”似乎缺乏了文化和宗教介面的批判,只有经济分析,但是又不敢明言讲阶级斗争。
2.一旦触及马来文化和宗教问题,“进步政治”即刻就会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退守到“大马华人”或是“大马印度人”本位。大家都受促要小心翼翼评论马来人的问题,以避免挑起任何种族敏感神经,担心会被扣上煽动的罪名,或是害怕引起马来人的不安。故此,“马来人的民族劣根性”(懒惰、缺乏羞耻心、缺乏财务诚信)只有马哈迪敢骂;“马来人对贪污文化得过且过”也只有末沙布敢批;以人民至上(Ketuanan Rakyat)取代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经济政策只能由安华发起。行动党的华人和印度人领袖,再如何进步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火箭进步理念倒退
3.除了马哈迪、末沙布和安华敢在文化、宗教和经济层面上敢痛批马来民族的政治要穴(包括抗衡封建王室)以外,还有伊斯兰姐妹(Sisterin Islam)对教义的自由化解释,以及近期火红的人权律师西蒂姐,敢出示中指来反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神棍霸权,这也属于进步政治的一环也!恕我直言,行动党的进步政治其实正在不断倒退,相对于该党在上个世纪批判巫统执行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岁月,那种大鸣大放,火力全开的尖锐程度,今天都显得温和得很。
4.进步作为自由派所推崇的现代化理论概念,它基本包含了:一,经济持续发展,物质生活富裕;二,社会经济分配平等,穷人不被歧视;三,政治民主,公民自由权受到保障。我认为,在大马还得加上族群平等,种族关系和谐。在西方社会,为进步政治注入内涵的,除了政党,还有公民社会。
融入友族扩大赢面
然而,当今的大马政局,进步政治的推进,主要靠选举挂帅的政党,社会运动根本就是橱窗。故此,作为构成大多数选民的马来人,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他们所投身的庞大公务员队伍,以及作为马来民族传统权力象征的封建王室,仿佛就是选举至上的进步政治所不敢得罪的势力。
按政治学教材ABC,一个越进步的社会,就是一个越自由,越开放,越平等,越反特权,越讲人民至上,越尊重少数族裔和社会弱势权益的社会,不是吗?但在大马现实社会,处处讲特权、女性受歧视、民族不平等、宗教压迫人,然而为了讨好马来选票,进步政治却选择性地回避。
5.行动党的一众华人领袖,曾经一度为了开拓所谓的选举“蓝海策略”,不惜穿沙龙、带宋谷,甚至一起和穆斯林封斋。我在面书批评这种矫情之举,被党内外批为“政治不正确”。然而,近这一两年,是否察觉,似乎不见行动党华人议员封斋了,在面书上载沙龙和宋谷相片也少了,这现象说明了提倡进步政治的领袖,应该重视的,是我们当弘扬什么价值、捍卫什么理念、批判什么现象,而不是换上什么衣饰,依从什么时候进食。
6.在马来政治日趋保守的时刻,行动党需要的是马来斗士(Fighter),不是马来模特(Model),尤其在栽培议会人才,更应该重用学运和社运出身的进步马来青年,而不是巫统的失意分子。行动党非马来领袖的“原罪身份”,已经不敢就马来政治的反动性给予批判,若栽培的马来领袖,又只是选举花瓶或刺客,没有基层,没有论述,没有社会影响力,一句话,没有战斗力的马来候选人,一旦海啸不起,面对如此政治混战,则难免全军覆没。
为生存而政教合一
7.独立后,我国继承的是英式法治架构,但巫统不断通过破坏英式世俗宪政的“硬体”,来注入封建专制遗毒的“软体”。马哈迪作为一个构建威权体制的政治强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毕竟他是有现代化脑袋的,但哈迪阿旺则不然。纳吉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不惜跟神权政治妥协,一个执政党的专政,碰上主要在野党的反动(reactionary),就会造就一个更落伍的国家模式。
8.在此借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巴拉达(Leon P.Baradat)的分析框架。他检验一个政党的改变有四种态度指标:方向、深度、速度和方法。
首先,一个政党主张社会改革的方向是前进式还是倒退式?伊党政教合一的政治议程,显然是反现代性的倒退式蓝图。在深度方面,行动党主张的改变,是在维护资本主义世俗宪政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从未考虑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伊党的斗争是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ierights)下的世俗民主,它声称是要以神的意志所制定的《可兰经》来凌驾《联邦宪法》,以致大马成为一个伊斯兰国。至于速度方面,行动党从来就是循序渐进,按五年一次选举,一步一脚印来争取改变,不似伊党,505选举落败后,就急速转胎,背信弃义,走原教旨路线。从方法而论,行动党严格遵循议会斗争路线,从未盲动冒进,绝不部署地下力量铤而走险。
9.行动党只要在巴拉达的四大检验指标下继续斗争,不向神权政治妥协、不向马来特权叩头、不向封建威权屈服,堂堂正正地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自居,对任何威胁世俗宪政、公民自由、民族平等、基层权益的反动力量大胆呛声,则“进步政治”才真正符合国家大局和全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