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政党，其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世俗、绩效、环保、女权等，和当代马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认知上的距离，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太激进，而是马来社会整体太保守；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本质上反马来人，而是巫统和伊斯兰党不断妖魔化民主行动党。
自我修正
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社会，甚至亚洲民主国家，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古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sim）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经已自我“修正”到没有多大战斗力。有些参加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成员党，甚至连左派都不敢自我标榜，纷纷改称自己是“进步政治”，民主行动党正是如此。
第一，民主行动党这种自我“去红”的举措，可以被理解为避免吓倒马来人，因为马来社会长年被巫统洗脑，误以为“左”就一定是共产党，共产党就一定是无神论；并认为共产党就是听命予中共的华人党，亦是反封建马来王室、反马来特权的极端主义政党。
故此，民主行动党害怕这顶红帽子，甚至连在1999年假吉隆坡主办社会党国际亚太区理事会会议，都不敢通知媒体采访，担心被《马来西亚前锋报》大作文章。
第二，马来西亚的朝野政治对峙，长年以来都不是以阶级矛盾为主轴，种族主义几乎掩盖了所有社会矛盾。我试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一旦来到做选区结构分析，被各个党派首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一区有多少巴仙华人票？多少马来票？多少印裔票？”，而非问“这一区的白领、蓝领、粉红领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工薪阶层以及妇女选票各占多少比率？”不仅政党，连民调公司的操作模式也如出一辙。所谓的城镇、半城镇和乡村在马来西亚的选举政治学，其实并非严格的地域概念，而是从种族投票的惯性出发所衍生出来的次概念。
坦白说，民主行动党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党，和欧洲兄弟党的最大区别，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在非马来社会获得强大的支持，从来就不是靠“阶级动员”，而是靠被巫统“制度化种族歧视”所激起那股要求“民族平等”的强烈情绪。
情绪超越阶级藩篱
这股情绪在华人社会内部，是超越阶级藩篱的，从大老板到打工仔，从华人新村到大都会，不论方言籍贯，不论东西南北，大家都同仇敌忾，就是要反抗巫统的民族同化霸权。
林吉祥在上个世纪，经常在群众演讲中强调，“我们华人要当一等公民”，这就是民主行动党，要求民族平等的一句概括性口号！
所以过去50年以来，民主行动党根本无需标榜什么“社会主义”来反抗巫统的“资本主义”。因为巫统给马来人的一系列“枴杖”其实也很“社会主义”。五一三后制定“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根本就是“后东姑”的左拐路线，就连“新经济政策”这个名堂，敦拉萨都是抄袭列宁的。按斯大林主义的标准，巫统实施的是“社会沙文主义”，但马来人则理解为民族特权，是Tanah Melayu下的bumiputera所里所当然享有的福利政策。
另一边厢，华人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也很害怕“社会主义”。因为即使最温和版本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主张要抽重税，要给打工仔制定更丰厚的最低工资，要赋权工会享有“集体谈判权”等等。如果民主行动党遵照北欧的“进步政治”，那简直是将所有被巫统激怒的华人铁票，全部推送给马华民政和人联党。
所以，我认为马来人害怕民主行动党，有文化、宗教、民族、历史等深层次的结构性误解。民主行动党本来就不“左”，也很少讲社会主义，更一点都不激进，甚至“进步”的色彩也不算太鲜明。
防止国家机关作恶
行动党的斗争，其实自由主义（liberalism）得很，讲基本人权，讲三权分立，讲媒体自由，讲结社自由，讲学术自由，讲选举公正等等，按大思想家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区分法，这似乎是西方“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内涵，即防止国家机关作恶，侵犯个人权利。反而鲜少讲“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政策，比如禁酒（会被理解是支持伊党的原教旨主义）、重税率（财富第二次分配）、压抑房价、大学免费、中小学免费课本校服文具、官办托儿所和老人院等，可见我们连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都说不上，但马来人依然害怕民主行动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