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2日，日本外务省前外务大臣政务官滨田昌良先生访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发表讲演。讲演由时任中大校长刘遵义教授主持，讲题为“全球人类共建和平无核武器世界”（Peace building towards‘a Nuclear Weapons-Free World’——Working with the citizens of the world），到场听众总共五十余人。我当时还在中大求学，有机会报名听讲。
讲演背景及题旨
滨田演讲的重要背景，是当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9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主持会议。峰会一致通过第1887号决议，呼吁各国致力于推动防核武扩散和核裁军，为在全球消除核武创造条件。
滨田讲演的主旨，从讲题中也可以大略推知。当时，我的英文听力比现在更差，加之滨田极为典型的日式英语发音，听讲颇为费神。幸好全程有幻灯片辅助，会场亦印发讲演提要，得其大意。整场演讲中，滨田重点提出“新广岛-长崎公约”（New Hiroshima-Nagasaki Process），并建议具体行动方案，以防止核武扩散，致力人类和平。
同时，滨田还盛赞时任中国国家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有关放弃核武威慑、防止核武扩散的发言。讲演最后，更以宋代儒者张载的名句作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稿译为：Open your heart for the good of humanity and the good of heaven and earth；put your life on the line for the living；learning must b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for your ancestors；bring about peace for all eternity）。并称其办公室内挂有该书法卷轴，即刘遵义校长所赠，乃现代书法名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手笔（刘遵义是于右任外孙）。最后提出，张载此说应该成为世界上政治家的出发点（讲稿全文见：http://goo.gl/AWGWez）。这场演讲更为精彩的部分，其实是正式演讲结束之后的现场问答环节。
问答环节更精彩
该环节仍由刘校长主持，刘校长话音刚落，一直坐在观众席上的杨振宁教授便举手发言。杨振宁大致回述了从二战结束、两级对峙，到今日大国制衡、分庭抗礼的历程，略言过去不同形势下无核化的努力，算是对无核化历史的简单回顾。最后，杨振宁希望滨田昌良能对此稍作回应。遗憾的是，滨田似乎对此了解不甚透彻，总之回答并不顺畅，也甚少作正面回应，草草作罢。
第二个提问者更具针对性。该听众先说前段时间去了日本，且曾从电视纪录片里了解到日本于二战期间也曾在东京尝试研发核武，问滨田有无此事。另外又说即便各国同时销毁现有核武，但技术、资料、人才、资源仍在，若需要核武，很快又可以制造出来，问滨田何以解决。滨田首先在日本是否曾研发核武的问题上就回答并不知晓，也称没有看过该纪录片。回答后面的问题也显得支吾其词，刘校长或是不想让讲者太过难堪，稍作圆场，缓和尴尬的气氛。
未来和平愿景
第三个提问者趁起直追，质问滨田：“阁下一方面说要防止核武扩散，另一方面日本军费支出连年增长，核武倒是没有，不过常规武器和武力发展迅速，是否自己也觉得相当矛盾呢？”问答至此，明显感觉现场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气氛更为紧张。滨田也显得相当难堪，回答更不顺畅。此时，刘校长说时间已经差不多（确实如此），欲就此打住。
但这个时候，杨振宁又举手了。刘遵义见状，只好说：“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杨振宁算是为这场讲演做了总结发言，大意转译如下：“我曾多次去过日本，应该说，多数日本人还是比较友善的。不过，日本人当中，持不同政见的人也相当多。当然，我相信多数日本人应该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到了教训。同时，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对日本的物理科学水平也了解颇多（杨没有明说日本现在到底能否独立研制核武）。我们很高兴，你（指滨田）和你的政党（公明党）正致力于无核化及人类和平，我们表示赞赏并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除了现实的领土及利益争端，更深层的是历史问题和民族情感。120年前甲午战败的结果，更多是激发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学习动力。因此战败后大批士绅学子负笈东渡，考察学习，以奋发图强。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是更为深重的灾难。本月13日的国家公祭，也告诫“勿忘国耻”。当然，日本最终也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滨田昌良提出的新公约，即以“广岛-长崎”命名，其用意可能也在提醒人们牢记核武造成的灾难。敢于正视历史的苦难和教训，才会更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抗战期间，杨振宁正在西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上学。在国破家亡的苦难岁月里，联大学子吟唱著冯友兰先生所填“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校歌，动心忍性，发奋进学。他们对这段苦难的历史，有著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六十多年后杨振宁的这番发言，实际既给了滨田一个台阶，缓和了气氛，却又不失立场与份量。
应该说，滨田昌良出入政坛，自然明白“强权即公理”的残酷政治现实和国际游戏规则。现实世界中，和平其实很少缘于大国之间的互相礼让，更多来自彼此之间的相互忌惮。
当然，真正致力于人类和平与福祉的提案与行动，应该值得嘉许和提倡，这或许是杨振宁结语的出发点。其实，日本的国家决策内幕应非滨田所能全盘知晓，更不用说去主导和影响决策，也难怪他在问答环节显得窘迫和被动。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滨田昌良的和平立场和提案是有诚意的，处在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环境中，恐怕也是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