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著政治和社会气氛的松绑，马来西亚公民社会渐次成长，民间社会力日益茁壮，也使到社区力量开始萌芽。草根与朴实的社区民众，正逐渐崛起成为政治转型期一个受注目的角色，为社区权利和基层民主创造更多的空间与想像。
马来西亚的社区群众既面对著威权民主的政体结构，再加上低弱的政府治理能力，向来承受双重压力，过去在一党独大的形势下，形式上的选举政治也无法为社区维权提供有效的出路。但是，随著近年国家霸权正出现崩解之势，民间社会力开始释放出来，使基层社区的抗争事件此起彼落，成为政治转型期中重大的热点。
一般上，社区抗争的议题多源自非政治性的诉求，通常是围绕在社区的生存权利和现实的地方发展困境，例如环保、污染、拆迁、古迹维护、教育权利等等，往往不涉及抽像的宏观争辩或政治价值。但是，如果有关的社区抗争无法得到合理回应，或是诉求对像无力疏理，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力；若是抗争的课题进一步在道德上取得制高点，甚至会让一起地方抗争发展成为全国串连的社会运动。
按照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通常从事社区抗争者多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他们没有办法透过制度性的渠道来解决自己的民怨，才被迫以挑战者的姿态登场。
体制外力量寻策
正是由于边缘性格，社区抗争才要以抗议者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体制内的游说者。因此，这类社区抗争除了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过程，也是民众自我赋权（empower）的历程。
虽然社区运动的抗争对像经常是国家，或者国家的派出单位，如地方政府、国营机构等，但是有时社区抗争亦针对有既得利益的政经财团，财团会以发展之名对社区形成侵害与掠夺。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就会成为社区关注的焦点。
易言之，某些社区事件在起始时并非面向国家当局，可是国家当局若无法有效疏解，或是偏向财团利益，抗争就会转化成社会与国家的对立。
如果国家对社会上出现的社区抗争和相关的群众动员完全处于被动，或是简单地排斥社区的诉求，那么国家与社区之间就可能形成紧张与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削弱国家的权威与公信。
马来西亚正面临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新兴的体制外力量日益成长，过去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传统成员──包括草根群众、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个别的活跃人士，在当下的体制内外，若能精确地运用策略，是可以在种种限制中找到活路，并扮演有意义的参与角色，这些人可称为“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他们根据议题、时机与策略，选择或转换结盟对象，对推进社区复兴，民间维权和政治发展，将会发挥间接、渐进与迂回的作用，值得观察和期待。
按：本文是《当代评论3——社区运动：我的社区我做主》的绪言。《当代评论》是由林连玉基金出版的公共评论刊物，有意购买者，请向各大书局查询，或联系林连玉基金行政部03-26971971/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