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来到马来西亚之前，感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如此遥远，除了在地图上见过以外，所知甚少。自然大名鼎鼎的马六甲海峡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是知道的，因为这是中学历史课本的功劳。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数百年前，马六甲的华人社群就已经形成，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迁，华人与日俱增，就有了今日的规模。
但是相比华人历史的久远，学术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则是上世纪初才出现的事情。对如今的大马华人研究，出于自身的学科训练，有一些想法抛砖引玉。
这些南来的华人多数是什么人呢？职业不同，所来自的地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人多数是文化不高，既没有怎么读过书，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是一群游离于国家官僚体制之外的人。我在各处遍寻18、19世纪的大马华文文献，除了上世纪80年代傅吾康、陈铁凡先生编著的3本华文铭刻外，基本没有著落。只有在国内所看到的游历马新的文人所写的只言片语。有一段时间比较疑惑这件事。因为在明清基层社会，对地方事务起主导权的是士绅阶层，这些以读书而具功名的地方势力，在官职少、待阙人多的情况下，上升的渠道被阻塞，只好大部分时间沉浮于乡里，反而对地方文化建设多有贡献，这就体现在明清数量巨大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上。因此明清地方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本上是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
在大马20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罕见，基本上和南来华人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是不无瓜葛的。时至今日，18、19世纪大马华人史的研究，除了马六甲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的任职时间多有考察外，其他领域基本上了无声色，学者只好把目光放在资料充裕的20世纪，也就不足为怪了。文化阶层的缺席，也造成上世纪上半叶本土华人中的学者也是凤毛麟角。
学者的南迁与“在地化”
20世纪上半叶，马新华人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这与许云樵、张礼千、姚楠等国内学者南来密不可分。这些学者的到来推动了大马学术的发展，且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确立了当时大马的学术的标杆。这些学者多有大学经历，在大马先是以经营报章的副刊和报馆特刊为阵地，而后开办书局出版著作和译著，创办南洋学会和学报。这些学者在大马时间或长如许云樵，20多岁南来大马，至死未归故乡无锡；或短如张礼千、姚楠，在抗战后先后回国。只有陈育崧是大马本土华人，但也回中国接受大学教育。1956年南洋大学历史系的成立，宣告马新本土学者培养过程的开始。今日著名的马新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如颜清煌、杨进发、林孝胜、柯木林、李元瑾、李业霖等多出自此处。而后的也有诸如王庚武则曾在中国和大马接受教育。学者出生地的转换，所带来的是研究方法和重心的改变。南迁学者多受到传统乾嘉史学的影响，在名物考证、马新古史的研究上多有造诣。尤其是许云樵精通中、英、巫及暹、日等文字，他不仅对中国古籍了如指掌，而且对西方文献也多有接触，因此在建构马来古史的学术造诣上无人可比。但是到马新建国以后，海外华侨多改为所在国籍。政治认同的转变，伴随著教育体系中华文教育的锐减，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逐渐降低。由此再关照18、19世纪的马新华人社会，自然就无法主动从中国传统上寻找到其文化根源。
作为由中国闽粤地区南来的华人，不可否认带著他们所处的时代印记。如马六甲甲必丹蔡士章自己的头衔是“知六甲政事”，“甲必丹”（Captain）是荷兰人所授予的头衔，在与荷兰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比较有效的。但是该头衔在汉语语境中不容易被人理解。北宋以降俗称的“知府”，正式官称为“知某府事”，“知县”的正式官称就是“知某县事”。蔡士章使用的职衔含义一目了然。除了制度内容，这些南来华人也把祖籍地的宗族和信仰带到大马，构成了明显的华人社群。现有的关于中国明清宗族的国内外研究已经非常多，著名的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研究，郑振满对福建宗族的研究，二者皆据此提出了一套宗族理论。
缺乏宏大叙事的历史观
中国地域广阔，相对于华南宗族势力强大，族谱、祠堂等宗族要素一一俱在，华北宗族要素则残缺不全。宗族是血缘的自然存在，而宗族要素则是人为进行的结果，什么情况致使宗族要素有如此差异？
这还需要继续思考。但是海外宗族的发展，是在华人远离明清政权控制，外在生存压力巨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外在压力促使宗族内部凝聚力增强。这是否可说是海外华人宗族皆为此发展路径，还有待个案的检验。但是在现有的大马宗族研究中，少见有针对二者的宗族理论提出一套海外华人宗族的发展模式。
新纪元学院的廖文辉博士曾不无忧虑的说：由于研究范围的缩小，南洋研究时期关注国家历史的书写不免被遗弃，只是侧重华人历史的叙述，形成一种“只知有族不知有国”的局面，此外，华人研究主要由中文系和社会学科培养的学人为主导，史学功能无法彰显。学术的专精专业有余，但体大思精的宏篇巨构或专书的成果则略嫌单薄。众所周知，年鉴学派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提倡整体史学与微观史学的结合，或者是“大历史”即国家王朝历史与“小历史”即民众生活史的结合。而如今大马的华人研究，基本都无法落到这个层面来叙述。并且由于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个案调查之风盛行，大大降低了华人研究的历史感。
著名社会史学家、北大教授赵世瑜曾针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不同打过比方：不同出身的学者去一个村落，历史学者是“进村找庙，进庙看碑”，碑刻是村落的时间坐标，只有站在时间的坐标上，才能发现村落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相比之下，别的学者都是采访、拍照，碑刻也只是参照之一。因为社会科学关注现在，而历史学是通过分析史料，建构后人对过去历史的认知，以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找历史发展中的规律。历史学的功用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上世纪许云樵等史学大家通过对古籍的解读，建构了大马的古史，但由于种种原因，上一代史家并未写出体大思精的大马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21世纪的今天，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学者加入历史学的队伍，继续建构大马的近代史和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