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廖克发完成他的首部纪录长片《不即不离》，但因内容触及马共课题，被大马电检局列为禁片，他因此开放线上免费放映，7天内吸引10万人观影，在本地引起不小的话题。本科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系，当过小学老师，廖克发说他没有电影梦，拍纪录片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所缺失，想要把那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给找到。
新加坡国大毕业后，廖克发在当地任职小学老师，待了四五年后，27岁那年，选择到台湾国立艺术大学修读电影系，“我去台湾念书是因为那里相对自由，我想去感受新加坡所没有的大学生活。我主修金融和市场，大家只想著如何赚钱，不会去想谋生以外的其他事。”他说：“惭愧地说，我当时申请就读的其实是电影硕士班，我去面试，他们问我有没有作品，我说没有；问我是不是因为侯孝贤而来，我说不是。”知名导演侯孝贤是台艺大前身国立艺专毕业生，如今是台艺大名誉文学博士。
后来，校方要求廖克发先取得电影的本科学位，他心想“没关系，反正只是想体验大学生活”，也就接受了。“我靠著之前的存款上大学，大二下半年时，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书是念不完了，就把剩下的钱用来拍摄短片《爱在森林边境》，拍完后，没上大三，就回新加坡电影制作公司工作。”他坦言，辍学是因为大学生活已经体验够了，虽说那时已经爱上了电影。
短片获奖 决定未来方向
《爱在森林边境》是廖克发的第二部片子，第一部短片是大二时描写女性情感，关于堕胎课题的《鼠》。这部片在2010年一举夺得台湾金穗奖优等学生作品奖和最佳导演奖，也决定了他未来的走向。他忆述“《鼠》得奖时，我在新加坡工作，某天深夜，接到台艺大指导老师吴秀菁的电话，她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打工啊，在拍减肥节目。她骂了我一顿，说没多少人大二就能拿到资金拍片，如今还获奖受肯定，她说我应该珍惜这样的命运。”于是，他领了奖金后，回到台艺大完成了学业。
2017年2月向廖克发约访时，他希望能以宣传片子为主，表明不想接受个人宣传，所以统一拒绝个访。一年多后再次提出邀约，终于与返马参与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ival）的他见面。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抗拒个人专访，只是大部分时候希望人们关注影片大于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矛盾的是，纪录片常常投射创作者的情感。他说：“拍纪录片的人就是让被拍的角色面对心里的怪兽、心里真正害怕的东西。我拍《不即不离》时，怕的是父亲，害怕去整理疏离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逃跑，试图离得远一点。”
追溯过去 容纳真相的细碎复杂
《不即不离》对廖克发而言，是相对重要的一部片子，他试图追溯原生家庭的历史，为了了解曾是马共成员的已故祖父，不得不“试图靠近”父亲，主动向他提问。
“拍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这部片会被禁，它以家庭为出发，谈的是很Common（普遍、共有）的问题和课题。”他坦言：“我觉得自己有所缺失，有很多‘为什么’需要被解答，包括当初我因为不喜欢马来语而选择念独中，但原来在我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上本地大学的机会。我心里是很郁闷的，为什么条件如此受限，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因为拍这部片，我逐一地去回看这些过去，为它们找答案。”
一般认为，纪录片必须是真实的，被看作历史的记录。廖克发直言：“其实很难为纪录片下定义。纪录片必须要吸引人、能打动人，但它不一定是‘正确’的，拍片的人不是法官，他只是制造了氛围和情绪，让你自己去思考。”他认为，我们念书时读的历史是平面的、线性发展的，我们对那些人事物不抱任何情感，“真相本来就是细碎复杂的，我们必须容忍它是这样的，因为那就是真实的一部分，对也好，错也好，要采纳这个说法还是另一个，拥有都接受的胸怀才是真正的多元。”
偏见和歧视无可避免
然而他也不讳言：“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真实’，人都是以偏概全、歧视和主观的生物，所以纪录片也许有偏见，也许是持怀疑态度的，你甚至会感觉到他在说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掩饰心里的矛盾，但人的可爱也正是出自偏见和歧视，爱情就是偏见的一种，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无需理由。”
换个说法，通常被官方采纳的历史只有一种，但是不是其他的说法就该被否定？廖克发坦承：“我拍摄《不即不离》时，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历史和记忆，哪个比较重要？几乎每个组织都有个历史，但历史说法总是比小人物的集体记忆来得重要，为什么个人的记忆会不重要呢？他说的和她说的，是这些拼凑出过往，记忆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说法，就代表另一个人说的没发生过。”
身份持续变动 不想活在简单分类中
在台湾生活了11年，娶了台湾籍太太，廖克发特别不喜欢去区分和讨论大马和台湾的差异，“用国家来划分人是很危险的概念，是过于简化的方法。”独立电影被标签为成本少、看不懂和内容沉闷，但廖克发反问：“真的是这样吗？”他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是二战后，电影人走上街头去拍摄纪实、关注社会的片子，而台湾的新浪潮是创作者在思考“台湾人是什么？”，“这样才叫‘独立’，事实上当年我们的‘Merdeka’指的独立也不是国家的独立，而是人的独立。”
关于身份，他说自己一直在找，而且几乎不会有终点，“身份是变动的，在台湾，他们说我争当地的资源拍大马的电影，在大马，人们又说我怎么在台湾发展。”廖克发接著指：“19世纪初，如果问‘你是什么人’，得到的答案是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后来变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身份一直是别人赋予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潮流，但你想要活在这种分类里吗？只有利益当前时，才会把人分类，我觉得不应该把东西太简化。”
同样的说法，用在纪录片导演这个称号上，也一样适用，“定不定型是别人的事，要如何把我分类，我没关系，毕竟分类是为了方便。”他透露，接下来还会拍好几部关于大马的影片。创作者都想获得认同，廖克发分享，曾有前辈说，现在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多影展的时候，但也是最少电影可以留存下来，更长久留在观众心里的时候。他回想起2008年拍毕《鼠》，把它拷贝在光碟里带回来给家人看，但他们都说看不懂，“所以我把它了收起来，心想‘算了’，但某天半夜，母亲把它拿出来再看一次，她或许是想了解这个儿子，又或者她真的很想看懂这部片子，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影响了我接下来拍的片子。”
他认为，市面上有太多典型的纪录片，于是人们对影像的敏感度不高，也懒惰思考，“他们要你直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的专注力变得很短，体验事情的能力退化，容易被操纵。在社交网站上，决定要不要按赞的时间就那么几秒，建立在冲动上，很多时候，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感觉。”《不即不离》累积10万人观赏，有赞也有弹，“我都试著去听。但片子到最后是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创作者其实也不真的会去迎合任何人。”他补充：“片子的寿命其实也不真的局限于完成后的那几年，真正的挑战在10年后，会不会还有人想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