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行动——11个马来西亚抗争故事》记录的是守护家园、外籍配偶、农民自救、砂拉越本南族反水坝…这些我们肯定听过，但也仅止于听过的社会议题。摊于纸面的是本地基层人士为生存、为生活奋起抗争的故事，书写者却不是大马人。来自香港的刘嘉美2014年到马生活，短短几年间走遍各个偏乡小镇，聆听和记录。她相信痛苦不分地域，而自己无法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台湾诗人向阳曾说“人类双脚所踏，都是故乡”，在中国工作时，刘嘉美学会了华语，到大马生活，她学会了马来语，总是快速地适应。然而，你投向对方的怀抱，不代表对方必然要张开手臂，真正投身社会运动、了解国家体制时，更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终究是局外人。书里有刘嘉美采访外籍太太的记录，而她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也一样是以配偶的身份存在著。
维持思考，拒绝习以为常
“家人朋友从来没让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但大马的制度确实排挤外籍人士。或许我是华人，人们无法从外表上直接区分，但那些南亚地区的外籍劳工很容易受歧视，大家普遍认为他们具危险性。”她续称：“若是谈到政治参与，为什么我是写作人？因为我没有身份。在香港，我是公民，我有权为自己发声，争取权益，但是在这里，外国人没有抗争的权力，人权也因此更没有保障。”
3月份，刚好是刘嘉美迁居大马的3周年，她坦承，初来乍到时告诉自己，立定主意在此生活，就一定要融入，但后来，反而提醒自己不要太习惯。因为若是对所有事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就无法引发思考，少了探讨的空间。
“我的生活经验都来自香港，我得声明，我从不觉得大马比较差，只是在一些事情上，两地存在不同点。像是本地的道路设计以车为主，不考虑人。”对个性坚毅的她来说，还是免不了经历文化冲击。她也提到男女议题，“人们常说的‘港女’指的是要求比较高，难以取悦的香港女人，之所以会衍生出这个词主要还是当地的氛围相对开放，女性能选择的路较广。反观，大马的传统父权观念还是很重，像我是外籍妻子，大部分人的说法是‘你本来就应该要过来的，嫁鸡随鸡嘛’，或是不断追问什么时候养育小孩。”她不讳言：“比较难过的是我是写作的，是个时评员，但没什么人重视，对大部分人而言，我的身份是太太。”
人民公正党槟城马章武莫区州议员李凯伦的妻子是刘嘉美的另一个身份，而那也确实只是她的其中一个身份，无法代表她的全部。两人早在2012年就共结偕连理，但直到2014年她才到马生活，她说：“这不是牺牲，而是自主选择。将来若是回去，也是我的选择。”
香港大学社工系毕业，后考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刘嘉美此前在香港一直致力于劳工运动，任职于劳工团体时曾在中国富士康深圳厂区员工跳楼事件频发时期，参与工人中心的建设。“我很喜欢我工作，认为那是值得奋斗的地方，也很舍不得香港，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过来大马后，能不能找到想做的事。”2013年，她以助选员、报导员、候选人家属等多重身份参与了505大选，觉得大马的选举很“有趣”，而有感自己能做点事。“我一直希望能把所相信的社会价值放进其它地方，而大马这个国家，我认为值得努力。”她笑说：“当然，团聚是原因之一，不然大可选择其它国家。”
那些难以无视的不平，就是行动的起点
刘嘉美早在2004年就曾到大马旅行，但当时对大马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没有多大的关注。她和先生李凯伦相识于2005年香港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示威现场，而真正让她开始深入地去了解和探讨马来西亚发展脉络的契机，是2008年的政治海啸。“发生了很多事，完全超出我对政治的想像。黄洁冰裸照事件，让我感觉非常愤怒，接著还有霹雳州议员跳槽事件和赵明福事件，都让我很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刘嘉美热爱背包旅行，从前还在非政府组织时，常有机会到国外参与会议，并因此结识当地的社运分子，随后即便是自己的旅行，她也很自然而然地关心当地的社会议题。旅行无疑能开拓视野，也让人对社会运动有更广阔的想像。“关于抗争的手法，在香港，我们主要看见的是中港台的议题，在大马，就关注东南亚，但其实还是有所局限。”她接著说：“大马人常说大马的情况很复杂，但和缅甸的教派冲突、印度喀什米尔（Kashmir）人受压迫而争取解放及独立的状况相比，远远更简单。”
力量再小，自有它的意义
她走入喀什米尔，发现被刻画为恐怖分子的当地人很温和，“和他们有直接的交流，知道他们有著什么样的遭遇，你会改观。”她说：“当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有了感情连结，你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些什么。他们希望我离开后能为他们说一些话，告诉外界他们并不是恐怖分子。”
2013年年杪，砂拉越峇南本南族原住民设立路障，每日坚守，阻止水坝工程，“他们的抗争很纯粹，就是你们要进来，我不让你们进来，足足占领了729天。”砂拉越政府在2016年2月撤销征用峇南水坝工地的宪报，基层组织的抗争宣告胜利。刘嘉美回忆这段故事，有感而发：“即便我没有出书，我出现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让他们知道外头有人在关心，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支持，一份力量。毕竟是否继续抗争，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念头。我们所做的或许微小到一个地步，但它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一般人常在问：我们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刘嘉美的内心比她纤弱的外形强大，“能做什么是得自己去思考的事。若你觉得没有，那或许是因为你根本不愿意付出。”她说：“什么事让你生气、看不过眼，心头郁闷？从这里开始想一想，你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
Q：搞抗争的人脚步似乎都站得很稳，但事情真的都是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吗？如果不是那样，为何总是能义正词严，坚持己见？
会站出来的人自然是认为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理，觉得那是“必然的对”，但现在的我更愿意不带情绪地去倾听一件事，因为唯有那样才能听见更多的声音。以难民事件为例，乍看之下似乎只有正反两个对立的立场，但其实未必。或许不是见死不救，而是要考量资源等其它因素。我一向不喜欢辩论，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绝对，讨论的目的并非为了分出对错，不一定非得有一个锁死的立场，而是我或许不同意你的一些观点，但是能够理解你，并寻求合作，一起解决问题。抱持这样的心态，你会发现，其实所谓正反两边所持的意见，不同点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Q：你理想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人一辈子都在抗争？去到哪里都要抗争？
没有压迫的社会。社会上很多事，你可以假装看不见，我也从来不觉得站出来抗争的人有多伟大，这不外是个人选择。你选择现在的安稳，但究竟能不能够就此安稳下去？我就是想要安稳，因为怕死，所以才抗争。因为抗争才有一线生机，不想等到事情坏到一个地步，自己束手无策。
现在的社会状态是很多人一起构成的，我毕业出来时，体会到香港所拥有的自由来自于前辈们的努力，而我享受了这一切，有责任把它延续下去。莫忘初衷是我对自己的期待，但很难去想像具体的计划，毕竟几年前我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大马生活。
小时候做义务工作，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会受不了，但很讽刺的是，现在明明科技发达，机器已经可以取代大部分人力，但为什么工人的工时还是那么长？为什么地球有那么多的资源，却还是有人没房子住、有人缺乏粮食？我并不想要老了就安稳。抗争或许是很累的，但是有它的意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