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相马哈迪透露，政府接获建议，提供就业津贴以增加年轻人投入职场。虽然政府对此还在研究，但已引起社会的议论，也反映出青年失业与低薪的问题日益严重。
不过，这些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反之在全球化下，许多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也面对著类似挑战。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在亚太地区，青年即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者，就占失业人口的45%。
譬如，我国全国平均失业率近20年来，都维持在3％-4％左右，依据国际的标准，是属于全民就业的水平，但这并没有反映在青年阶层，反之青年失业率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数倍。据世界银行数据，1991年-2018年，我国青年失业率平均达10.3％，而去年则高达10.82％。
这现象背后，除了青年本身的就业意愿及选择外，也有著深层、复杂的社会因素及结构，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变迁，青年技能与职场的落差等原因。
因此，依赖短期、临时的就业津贴政策，能否解决长期的结构问题，就备受各方的质疑。尤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会否进而衍生出“失业经济”的结构，即为帮助失业人士找工、给予他们培训，而衍生的工作职位，甚至企业或机构。这也等于挪用了原本可用于其他公共领域建设，如建校、修路、扶贫的资源。
在德国，为解决失业问题，政府成立了许多就业机构，帮助失业者找工作。可是，当失业人口减少后，这些机构并没有消失，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依靠帮助失业者找工作而获得收入。
更令人关注的是，在我国尤其人力资源部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及物力，去公平及有效的落实这样的机制？别忘了，在国阵执政时期，人力资源部属下的技职发展机构基金舞弊案，官员就被揭发挪用为失业人士提供技能培训计划的款项。
马克思百多年前就明言，社会的“下层建筑”，即经济基础将推动著“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宗教信仰、道德文化等意识的建构与发展。因此，强化社会安全网，不管是建议中的青年就业津贴或已落实的失业保险金，都只是短暂的解决方案，反之，艰难、深远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改造，甚至价值观念的调整，才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的长久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