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卫生部经营的政府医院内设立“ 私营部”（Private Wings）是个好主意？上个月17日，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癌症大会”上宣布了这一政策倡议，并为这个私营部门命名为“卫生部之友”（RakanKKM）。先不谈这项政策将为国内的癌症病患者带来什么好处，单从表面来看，这一重新包装的政策似乎就是自2007年卫生部实施的“病人全额支付”（Full Paying Patient, FPP）计划的升级版，同时也借鉴了马来亚大学和国立大学医院已设立的“私营部”的运作模式。
FPP计划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选择，即在特定政府医院内，可在正规执勤时间之外指定自己心仪的专科医生诊治，并入住一级护理病房。在这种情况下，患者需支付全额医疗费。通常，这笔费用要比一般私立医院的收费低廉。根据FPP政策协议，该计划的收入将由专科医生和政府共同分享。此举意味著参与计划的专科医生可以获得额外收入，同时政府也能受益。目前，参与FPP计划的政府医院有10家，其中5家位于巴生谷。政府提出FPP政策的一个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旗下专科医生的收入，来防止其流失至私立医院。
这次的“卫生部之友”与FPP究竟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祖基菲里大致说明，卫生部计划由官联投资公司主导，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运营“卫生部之友”。然而，他在日内瓦并没有透露太多计划细节，只是卖了个关子，说将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由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作出宣布。
增加收入和减少专科医生人才外流
已经运营了17年的FPP计划仍可提供一些参考。前卫生总监诺希山曾报告称，FPP在2018年为政府带来了约2200万令吉的收入，但相较于卫生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134亿令吉），这仅占0.02%，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在过去五年中，专科医生的流失问题并未停止，去年更是达到新高，有359名专科医生离开了卫生部。
祖基菲里表示，这项改革是他在卫生筹资方面推动的重要举措。他坦诚地指出，长期以来所维持的一令吉门诊费和五令吉专科医生诊疗费已经无法持续。他希望政府能够继续为B40群体提供服务，而让T20群体转向使用私人医疗服务，M40群体则可以选择更加负担得起的“卫生部之友”服务。
然而，卫生部长的这些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现状的误解。首先，联邦政府的财政资源都必须集中在名为“综合基金”(Consolidated Fund)的统一账户中，这意味著所有政府收入都汇入这一基金。因此，即便卫生部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资金也无法保留在卫生部里。虽然如此，部长确实可能有更强大的道德理由，来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
卫生医疗本应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
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人民并不期望每个政府部门都必须有收入。试想，如果我们现在享有的基本政府服务和福利项目，如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军警）、国民登记和中小学教育，都要收费，这将意味著什么呢？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卫生部会有压力认为必须有收入才能合理地要求更多的拨款？为何政府不能将人民的健康视为一项重要投资，而把医疗服务视为国民的基本福利和权利呢？
部长可能想得很美，希望更多M40群体的病人愿意在政府医院自掏腰包付费，以便政府能够专注于为B40群体提供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服务。然而，随著M40群体的经济消费能力相对于医疗通胀已逐渐下降，他们是否能够负担自付全额费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待遇因付费造成不平等
姑且先不论政府医院里的专科医生和医护人员是否能满足“卫生部之友”的需求，在政府医院内强调“有钱就能优先享受服务和获得优待”这一资本市场逻辑，势必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问题，并加剧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等待遇。这样的情况可能侵蚀社会团结和人民互助的精神，更可能动摇政府医院医护团队把人民健康和救命放在首位的态度和价值观。尤其在当前，政府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面临巨大的医疗需求压力，而人力资源和医疗设施有限。如果因为“卫生部之友”计划而产生利益冲突，专科医生选择优先为付费者提供服务，而不是为B40群体或免收费患者提供额外治疗时间，那些仍在排队等待诊断或治疗的患者不就变成了政府医院的“二等公民”吗？
要避免专科医生的人才流失，部长不应见树不见林，因为专科医生跳槽的原因不只局限于个人收入。其他重要因素包括：事业发展机会（如学术研究或其他专科深造机会）和升迁机会（如升职或担当领导角色）。医护和管理层的支持，以及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如应对生产和育儿的家庭需求）也同样重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留住大部分人力资源。毕竟，在政府医院工作的公务员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优势。与其设立“私营部”，不如加强现有计划，例如允许专科医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在私立机构行医，同时欢迎私立专科医生回到政府医院为病人提供服务。
关于医疗筹资问题，与其通过“私营部”来为卫生部的运营补贴，不如通过更有效的税收措施如消费税（GST）来解决？但最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增加和扩大了收入来源，政府是否愿意对等增加对人民健康和医疗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