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1世纪初,马来亚便出现政治觉醒的火苗,顺著大环境的变化——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两次世界大战、印尼反荷运动、印度独立运动、共产国际、中国内政等,以及英国当局的殖民政策(如移民条规的调整),促使在二战前后,于各别族群掀起强度有别且互不相融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般而言,马来社会的政治觉醒可分为三大支系:亲英国殖民者的右翼民族主义、奉行伊斯兰价值观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还有反英殖民者和倾向印尼的左翼民族主义。三个支系存在社会阶层、地缘链接、教育背景的差异,不过,意识形态和左右光谱却有一些相通之处。
举例来说,左翼和右翼趋向世俗化的政策偏好,左翼分子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当局心生不满,而右翼保守派和伊斯兰支系接纳马来苏丹的宗教权威。惟,就如笔者在先前几篇文章所论述般,三股势力唯一共通点乃政治论述都跟非马来人(华人)的存在一定关联,这个因素也是促成1946年反马来亚联邦运动和巫统诞生的远因所在。
按照名历史学家王赓武的研究,马来亚华社传统上一样可以归为三类,即,倾向英国、接受本土化和社经条件较优渥的海峡华人,心向中国、生活条件最不堪、集中在华南移民生活圈的亲中派(包括支持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华人),以及胥视情况选择靠向其中一方的骑墙派。
跟马来社会的情况一样,三种类型的华人在个别的生活圈过活,鲜少有跨越阶层的接触。但是,如同王赓武的说法,虽然政治态度有别,华人社会并非处于全然的分裂状态,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些触及整体权益的课题上找到共识,进而透过宗亲会馆、同业公会、商会等各种组织,采取集体性的政治行动向英国施压。
印裔社会的部分更为多元,主要是因为印度本土既有的族群、宗教、语言、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就相当复杂,另外,种姓制度(castle)根植印度社会之中,群体分化和对立的历史根源极深,而且还涉及不同社群从事不同职业的差异现象,造成马来亚的印度移工和移民未能发展出类似马来人、华人的民族主义论述,其进展也相对缓慢。若必须要对印裔社群的民族主义进行界定,那就是由鲍斯领导的左翼民族主义(反英、亲日)和亲英国的印度国大党。
在马来半岛,不同族群不仅仅缺乏集体政治行动的动员基础,族群内部也往往无法达成共识,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英国殖民者施行资本主义取向的政策有关,高度自由放任的结果导致特定群体掌握凭著特定优势,较倾向从事特定工作,遂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圈子。
另一方面,英国不忘在三大族群栽培代理人,给予他们更大的发言权,允许这些社会菁英接触行政事务,协助巩固英国当局殖民统治。因此,英国在经济上的自由化政策,加上行政方面有意为之的差别对待,令马来亚政治态度的碎片化趋势持续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著二战的爆发,马来亚的政治氛围也有所改变。经过日本三年八个月的占领,族群间的异质性被放大——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猜忌加深,而族群内部的异质性却被缩小。各族首先从文化特质中寻找共鸣,组成松散的“民族”,向英殖民当局提诉求,逐渐从碎片化过渡为极化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底下,代理人的政治身份便直线上升,一来,他们是英殖民者最信任的群体,二来,他们是传送各族诉求最有效的管道,三来,马来官僚阶层、海峡华人和印裔菁英都接受英语教育,生活文化相近,推崇英国的世界观,具备互惠互信的基础。鉴于这些前提,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的政治婚姻便在在这层关系上建立起来,并由三党主导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
各族群向各别政治菁英提诉求,交由政治菁英内部协商,然后产生“皆大欢喜”的政策,此种协和模式从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后,运行不到13年便宣告崩盘,毕竟它依然没有正面回应族群极化的问题,有“黑箱”嫌疑的内部协商甚至还加深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感。
联盟在1969年第三届大选失去国会2/3优势,东姑阿都拉曼于513事件后被迫辞去党政职位。随著拉萨上台,强推马来化的新经济政策,建构以巫统为重心的国阵,马来西亚从此迈入新的政治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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