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华文家史家方修，在其主编的十巨册《马华新文学大系》的说法，在1919-1941年底，马来亚文艺界曾有一个马华新文学运动期。这里的马华包括新加坡，因在1946年4月1日英殖民政府实施“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策前，马新是一家。
这个新文学运动以1919年为起点，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的，不仅在时间上，在思想与精神上，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它的产生自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从内因来说，在1900年代，马来亚出现了新式的白话文华语学校，如1904年的槟城中华学校、1906年的尊孔、1908年的坤成与怡保育才学校等。
与此同时，各类报纸书刊也涌现，如从1881《叻报》以来到1941年，共出现了约80份报刊；确是令人侧目。此外，不少中国文人也纷纷南下谋生或避难。天时、地利与人才三合一，遂促成了文艺文学的兴盛。当然，其中也有盛衰周期。
反侵略重视地方色彩
所谓的马华新文学，是以马来亚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因为以马来亚为主体故富有南洋色彩。至于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新精神，则与华族当时的处境与中国本身沦为半殖民与处于半封建社会性质相关。新思想主要表现出新兴（阶层，阶级）的生活遭遇与生活愿望。它常以劳苦大众，小劳动者为写作对象，基本上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创作。1930-1960年代，华社充满左翼思想（如劳工党与人民党），实与1920年代以来的新兴（阶层）文学运动有前因后果。
由于时代使然，1920年代后期到1941年底，华社流行抗战文学，即抗日援中的抗战文艺。因为著重传播新思想与反日宣传故也很著重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与用大众语写作。它还有个名词叫通讯（信息）运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主张是，在1927年便有人主张，文艺创作要富有南洋地方色彩，要充实南洋文坛与发展南洋文化。1934年一名笔名废名的写作人还发表了一篇《地方作家谈》主张马来亚的文人要推崇当时当地的作家，而不宜一味以上海为尚。作者还提出地方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反映马来亚现实的作品。这个主张还引起了一番论战。
文艺创作应否有特定的方向，是应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是为生活而艺术或为特定目标服务，向来是个具有争议的主张。
不等同否定中华文化
在1947年，有一批作家提出马来亚文艺的独特性主张，周容在1948年《战友报》的新年特刊，还发表了主张文艺应反映“此时此地”现实，而不是一味以国外为题材。周容还提到中国南来的侨民作家与避难作家有中国大国民族思想，逐引发了一场争论，包括胡愈之也提出了其看法。
可以说，早在1934年，周容便提出了类似断奶论的主张。这也反映出，早在1930-40年代，便已有马来亚作家提及认同的课题。当然提出马来亚化主张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否定对中国的政治或文化认同。他们还是主张华侨或华人应保持中华文化特征如姓名、习俗等。
可以说，他们还是文化传承型华人。实则，迟至1950年代，不少文人如著有《马来散记》与《狮城散记》的鲁白野也常在书中称中国为祖国。伸言之，关注马来亚并不等于放弃本身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当然，实际情况是因人而异的。毕竟，华族中不仅有峇峇，也有英校生与华校生与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人。
尽管如此，研究不同时期华族的思想感情依然是个有趣的课题，特别是有关认同转型与演变的变化趋势。早在1970年代王赓武便提出华族有3大类。情系中国者，情系东南亚／马来亚者及对中国与东南亚皆有感情者3类。1980年代，更进一步提出华族的多重／多种认同论。
到了今天，95％华族均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印尼在2006年废除了土著对非土著的公民分类），对中国缺乏实际的人情与乡情的联系。对他们而言，中国已是客土而非故土。但这并等于他们得放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