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是当代政治经济的一门显学。之所以，在于中国这30年来崛起得很快，如在201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兆美元（24.6兆令吉），高于日本的5.4兆（22.14兆令吉），位居世界第二。此外，也有人认为，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庞大，若从人均收入计算，则远低于美日，可却也远高于印度。如在1980年，中国的GDP为0.19兆美元（0.779兆令吉），印度为0.18兆（0.738兆令吉），人均收入，中国是193美元（791令吉），印度是267美元（1094令吉）比中国还高，可进入2014年，中国的GDP与人均收入已升至10兆美元（41兆令吉）与7572美元（3万1045令吉）（世界排名第二与第80名），印度则是2兆（8.2兆令吉）与1608美元（6592令吉）（排名第9与145名）。
削弱西式民主魅力
从中印这2个可比性高的国家来看，中国经济的表现确实不同凡响，也难怪各类威胁论层出不穷。从客观的硬实力角度看的确也是中国较印度，更能使西方产生挑战感觉。何以威权的中国，较自由民主的印度，经济表现更令人侧目，是个耐人深思的课题，也削弱了西式民主的魅力。
许多喜欢谈自由、民主、人权的各方人士；爱说，印度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比中国进步，更值得令人尊重；可从普罗大众的角度，提高生活水平才是实利实惠的硬道理。进而言之，对赤贫、文盲、寿命较短、营养与医疗不足的贫苦大众言，所谓自由、民主，未免太过抽象。没有基本的经济自由为基础条件，空谈人权，恐怕也只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调，是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
实事求是地看，按照联合国的《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在1990年，中国的极端贫穷率（赤贫）是61%，可到了2002年，剧降至30%，到了2014年，更降到4.2%。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角度看，这才是实利实惠的基本人权的改善。对普罗大众言，这才是更根本的人权进步。对普罗大众，而非少数的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言，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水平，进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与民族自豪感，才是更根本的基本人权。能使7亿人脱贫，才是实利实惠的政绩，也是实现更高层次自由的根本基础。
政治自由并非绝对
至于应实现什么更高层次的自由，则颇有争议，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经济自由迟早会带来政治自由，进而冲击到中共的一党专制；只是，凡事必有例外，新加坡的实例显示，政治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易言之，对普罗大众（而非少数精英），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治安良好、政府廉洁、社会政治稳定的求安求稳心理，也可能比激进的政治更重要。实则，人心思变，政治会激进化的原因，通常也是因为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生活不下去，才会出现的非常态。
据此，有论者认为，若中国经济长期大幅放慢，进而削弱了中共的政绩正当性，中国便可能生变。是否如此，就只能让时间来证明。只是，也有不少论者认为，中共是个善于调整应变的世界最大党（党员高达9000万）。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与东欧变天后，中共能积极于主动应变，进而转型为一种具有韧性的威权体制（ResilientAuthoritarianRegime）。或许也可称之为开明型威权，而非一成不变，死守教条的死板全能主义政权。开明与威权并存可说是其韧性之源。
实则，中国近30年来能大幅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的综合实力，主因便在于它能积极主动，适合中国当前国情地搞各类改革，进而保住了一种动态的稳定。中共能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保持其正当性，主因就在于它的实用理性主义。实则，实用理性，本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只是，在过去百年来，这个实用才被狂热与教条主义所取代，如1950-60年代的意识形态狂热。
中共的实用理性，最清楚地见之于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能抓老鼠便是好猫的务实论与摸著石头过河的试验论。中国能成功地从一个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国，转型为一个实用理性国，从而取得不凡的成就，可从多方面来探讨。有人便从意识形态双轨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意识形态转型与改革的进程，这个转型，大大提高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缓和保守势力反弹
所谓意识形态双轨制是说，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中共能在1978年改革开放中避免分裂，保住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党内凝聚力，是因为中共能随机应变地出台2套互补的意识形态。一个是针对党内保守势力而出台的正式意识形态，如赵紫阳的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论，以扩大党的代表性与全民性，及胡锦涛时代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当然，邓小平提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经济，是这些理论的基础。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保守势力的反弹。毕竟，尽管搞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开放，可也还是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易言之，由于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主要企业与所有权也掌握在国家手中，如银行便是国有国营，融资也偏向国有国营企业。这就稳住了老一派的向心力。另外，中共则另有一套说给大众听的非正式的意识形态，如积极面的利用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口号，与消极面的贬低西式民主，以合理化中共治理的正当性。
应该说，西式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确也有其弊端与低素质的一面，如之前的总统选举便如一场闹剧。与此同时，中共也在相当程度上搞政改，如领导人的年龄、转任、轮任型集体领导的权力交班制，任人唯贤，中央领导差额选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