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人真正关注、在乎的是：政府为何不断允许大道公司调涨收费？或者更根本的问题：为何政府把修桥建路的工作外包给私人机构，而不是担起责任？
经济低迷，百物腾涨，已是老掉牙的问题。造成物价高涨的原因，不外是以下几种：消费税（GST）的落实、马币汇率低迷、各种公共服务起价等。而交通费用的提高，更与大道公司不断调高过路费有关。
去年10月15日起，国内18条大道调涨过路费，包括吉隆坡布城大道（MEX）、吉隆坡—加叻大道（KL-KARAK）、大使路淡江大道（DUKE）和加影外环大道（SILK）调涨过路费，涨幅介于25%到100%不等。
迄今正好过了半年，它对经济和民生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显现无遗。然而，一则“民调新闻”现在才说“国内18条大道去年底调涨收费引发民怨”，让人啼笑皆非。
“民政党民调发现，九成民众认为，国内大道的收费已太昂贵，造成经济负担”、“国内18条大道去年底调涨收费引发民怨”。这是日前在网络媒体《当今大马》上看到的新闻，但却给人旧闻之感。
政府责任何在？
虽然大道调涨收费引发民怨已是人人知的事，即使不用做什么民意调查，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答案。民政党只需每日在大道收费站访问驾驶人，就可收集民意，根本不必聘用什么专业机构做这种连巴刹安娣都懂的事。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肯定民政党关心民瘼，给予赞扬。
然而，大马人真正关注、在乎的是：政府为何不断允许大道公司调涨收费？或者更根本的问题：为何政府把修桥建路的工作外包给私人机构，而不是担起责任？
国阵推行的私营化政策搞了三十年，养活了多少家朋党企业？加重了多少大马人的额外负担？浪费了多少公帑？这一套“德政”还要继续下去吗？
修桥建路，本来就是政府的工作。纳税人每年定时缴交税金，已向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发展资金；消费税（GST）的落实，更使政府额外取得数十亿的资金，得以弥补油价滑落的缺口。但是，政府花钱如流水，不减少派送学生到海外的开销，还继续给公务员加薪，以便留住彼等的选票……如此心态，又岂能期待政府自律，小心看管使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政府把修桥建路的工作转交给私人企业，减了负担，肥了朋党；而且，为了确保相关企业的盈利，竟然在合约中允许大道公司定时调高过路费。
调高路费赚取利润
以大家较为熟悉的南北大道来说，政府和这家“党营企业”签署3年定时调涨路费协议，使到它在过去20年来，每3年就可从调高的路费当中赚取丰厚的利润。而且，若是政府因民怨沸腾，或是接近大选而不得不阻止南北大道调高过路费，还需要给予赔偿！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也只有大马这种Bolehland才会出现。
其实，南北大道单是从每年不断增加的车辆流量，就可以取得丰厚的收入；该公司在承标政府工程之前，也经过严密的财务评估才会参与其事。再说，做生意本来就应该承担风险，但政府居然担心大道公司亏本多于关心民间的经济损失，也就使人产生各种联想；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也就明白了“党政一家”的微妙关系。
参考大马股市交易所的资料，就不难发现许多巫统要人担任董事主席或其他要职的企业，都是靠私营化计划起家的。不论是收费大道、油气工程、水供到发电计划等，都由巫统关系密切的企业拿下了，剩下一点冷饭残羹才留给华资企业。以国家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手法，大家都看在眼里。
如果说，80年代的私营化政策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搞的政策，到了阿都拉巴达威以及纳吉拜相的时代，为何还是延续这一套令朋党发达，让人民受苦的政策？原因便是确保巫统及其朋党能从中受惠。简单来说，便是巫统以行政手段为其属意的资本家取得垄断式的产业，确保该企业财源广进；而该受惠企业则以各种方式回报党的厚爱和支持，双方形成一种“相互恩庇”的锁链关系。
由于巫统长期执掌大马政权，加上马华、民政及国大党等未能在选举中取得佳绩，高度仰赖巫统赐予“马来选区”、“混合选区”等安全区的结果，便是处处受到掣肘，只能在巫统允许的范围内搞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完全无法影响大局。
试问，民政党加入国阵近50年，又做了什么工作？还不是附合国阵的政策？从林敬益、许子根到马袖强，换了几个当家头头，结果还不是一样？当然，马华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
如果民政党要争取多一点选票，改变它是巫统附庸的角色，就不要老是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告，或是不断叮著马华的副教育部长张盛闻不放。因为即使把张盛闻换下来，由民政党的人去当教育部副部长，也不可能改变国阵的政策，最多就是做个样子，多挣几张选票。
有人把民政党比为“国阵的良心”，意思就是：它是一堆烂苹果当中，烂得比较少的那一粒。但这个比喻也等于告诉大家，民政党走不出国阵的掌心，必然与国阵共存共荣，或是一起沉沦。在高墙或是鸡蛋之间，民政党站在哪一边？
民政党民调发现“九成民众认为，国内大道的收费已太昂贵，造成经济负担”，它要干的就是在内阁阻止政府批出更多私营化大道计划，不让大道公司调涨价格。否则，再发表什么文告，或搞一些人尽皆知的调查，意义不大。它非但不能证明民政党的勇气，反而暴露了它的尴尬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