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之后，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经历极大变化，其中明显可见的是大学数目过度扩张。在1990年，马来西亚仅有7所公立大学，现已增至20所，学生约56万。但最值得关注的是私立大专的飞速增长，其中包括本地土生土长及从国外引进的私立大专。
依据教育部的数据，1985年只有15,000名学生入读私立大专，而今非公立大专的学生数目直逼公立大学，人数已超过48万，私立大学数量则共43所，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32所及9所外国大学分校。
换言之，非公立大学的学生已占大学生总数46%，而总共超过一百万名学生正在全国104所公私大学接受各种形式的大学教育。以我国人口2800万来说，意即差不多每27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这一密度放之国际也是相当高的。新加坡有500万人口，但只有4所大学，即每125万人才有一所大学，而香港700万人口，有7所大学，即每100万人才有一所大学。
故此，“越来越多大学，抢越来越少学生”的全球趋势似乎也彰显在马来西亚的大学之中，学生素质渐趋低落、失业率高，亦也成为国内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在马来西亚，大学私立化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教育商业化，这似乎加重了大学教育素质的问题。
政府削减大学资金
但更致命的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问题仍然未能抽离于国内政治问题的固有脉络——政治种族化、半民主化的困局，使得上述马来西亚大学的问题更具挑战性。
数据显示，报读中六大学先修班的学生显著减少，2014年共有48,615名考生报考高等教育文凭考试（STPM），比前年滑落了16.69%，这现象意味著什么呢？由于马来学生更多进入公立大学预科班，可想这在华人子弟之中似有更深沉的意味。这当然说明我国已趋向越来越多的教育选择权，或也可说明公立大学受到大专私立化的冲击，但极大可能意味著有人干脆让子女移民，完全脱离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
本期《当代评论》的主题文章，即探析上述的旧问题或新现象。首先，江伟俊直指2015年4月公布的《2015-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蓝图》的弊端，点出了马来西亚政府以“团结”为其中核心远景之一，而忽略“自由”、“多元”这些原是大学教育中最根本的核心。同时，他也确实指出了正在大步行进中的公立大学自主化政策，从反面的角度说出大学欠缺自主性的基本困局。
诚然，政府过去对公立大学迹近全额的财务投入改善了大学办学环境与条件，但也影响其自主性；也就是说，政府增加对大学投入的“另一面”是学术被行政所干涉。然而，政府于2016年财政预算案中，把高等教育部所获拨款剧减马币24亿（10.5％），这也许有助于大学作出更佳的财务管理与善用资源，但以减少财务津贴“捆绑”自主性的释放，已显见其大学理念之误失，其所能释放的自主性自是非常有限的，当远远未及“学术自由原则”下的各项基本要求。
中文大学教育难行
实际上，现代大学是非常花钱的，政府年度拨款高教部约马币133亿7800万，而这笔款项再分别下分20所公校，其中马来亚大学仅仅获得马币4亿6千万（另外自行承担50%营运费），与国外一流大学相比（如哈佛每年捐赠收入就达约300亿美元；中国清华、浙大、北大与上海交大年度决算是上百亿人民币），实在小巫见大巫，这说明政府并没能力扶持那么多大学。
陈伟豪的文章则聚焦于公立大学的体制与人员编制等，具体提供读者一个有关公立大学的体制概况，也从大学内在的基本面揭示了某些问题。作为一位学生领袖，陈沛文的文章叩问了极为重要的问题：大学教育为何无法将学生养成公民？其所论述触及了大学行政当局对学生活动与学会的制约，也让我们看到“学生自主”在当下政治脉络与氛围下存在著难以逾越的局限。
徐云彪、何启良的两篇评论，则分别把视野拉到私立大学及民办私立大专。徐云彪全面概述了私立大学的各种模式，指出了教育部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管制是无孔不入的，同时也切中了私立大学与商业化的问题，揭示了学术投资与商业行为的某些矛盾。徐文是国内中文评论界中少见的有关私立大专评析，值得一读。
何启良则吊诡地指出华校生流向华社民办大专的人数极少，而大专华文教育真正的延续是在国外，而非在于本土，这是因为中、台大学才真正使用中文教学各项科系。这也就是说，华社民办的三院乃属华人大专教育，而非中文大专教育。他进而指出，华人社会基于“母语堡垒情结”而大力为台湾大学招生，但在资源上恐怕剥夺了本地以中文为号召的民办大专学府之发展。确实，本地中文学术与知识之发展胥视几所华人大专的发展，这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议题。
最后，本刊也笔访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及邀得台湾的苏维新撰文，分就香港及台湾高教提出看法，以供读者反思我国高等教育新问题。周保松所论及的中文大学通识课程编制值得马来西亚这一缺乏通识教育传统的国度借鉴，同时他精辟的提到：“任何进步的社会变革，都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推动这些观念实践于社会的人，而大学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从既得利益者及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正因为大学有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千方百计阻碍大学去培养出有独立思考、有人文及社会关怀，以及有公民实践能力的新一代。”
这难道不也是我们正面对的问题吗？确实，正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Flexner）所说的：“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要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实际上，国立大学面对政府的制约自有其客观限制，但由华社筹办的大专学府执事者又何时思索华社需要它栽培怎样的改革力量呢？
诚如金耀基所言，大学的发展关乎国家文明性格。缅甸民主斗士昂山素姬曾在回到她的母校牛津时讲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她说，“我在牛津学到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可见大学此一体制对大学生成长与国家之重要性，而今日学术多病，我们的大学教育及学术发展是否有朝著此一方向加以发展，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编按：本文是《当代评论9：高等教育——高教改革困局与挑战》的绪言。《当代评论》是由林连玉基金出版的公共评论刊物，有意购买者，请向各大书局查询，或联系林连玉基金行政部03-214224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