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马来工商团体，如马来人经济行动理事会（MTEM，Majlis Tindakan Ekonomi Melayu）公开指责国家石油公司“亲外拒巫”，把许多合约，甚至是食品的供应，都有意交给外商，而非马来人。有者埋怨，国油发出的供应商培育计划（VDP）仅有5年合约期太短，不够时间让供应商充实实力；更有人抱怨，近年来，国油还把油站的经营权，也发给非土著，进而削减了土著的机会。
这里涉及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政联公司的角色是什么？是为国家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强化国家财政，提升国家竞争力，抑或是培育了马来工商阶级？就国油来说，它虽是国有企业，却是个在不少国家均有活动的国际企业，若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或使本身富有竞争力，其结果自然就是退缩回大马，成为国内取向，而非国际取向的内企，它能为国家带来的财富，自也会受到限制。据报导，在2011年与2012年，国油便为中央政府提供了636亿与701亿令吉的金额，占了政府收入的约1/3。其他的政联公司，则很少有贡献给政府。
若国油的贡献额减少，全民，包括马来人在内自也会受到影响。按经济规律办事，做大蛋糕，大家都有得分；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只顾政治恩庇（Patronage），固然会得到小部份人的欢呼，可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就会削弱，进而损及全民。只是从政治现实来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Organized Interest Group），尽管人数不多，却因其声量大，而较会受到注意，是所谓的会哭闹的小孩有糖果吃。
在这种情况下，国油难免得作出一些回应，如在11月15日公布，发出约100亿令吉的合约，给6个土著油气公司，以符合首相纳吉在9月14日，在土著经济理事会（MEB，Majlis Ekonomi Bumiputera）上发表的强化土著经济议程。这些得到合约的土著公司，若能自我壮大为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日后尚可有助于提升大马的企业竞争力；若否，只会使蛋糕越做越小。
历史地看，为了扶助、打造土著工商阶层，大马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早在1970年代，政府便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大搞公共企业，大招公务员，以期能在土著族群优先的政策上，早日实现土著掌控30%上市公司股权的目标；只是，不但事与愿违，反而搞得政府债台高筑，在1980年代中期，公共债务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比现在的54%还高！
平衡政治与经济利益
其结果是，迫于形势，最终得放松新经济政策的严厉性，及大搞私“盈”化，也就是，把国有资产贱卖给朋党，或把公共工程交给私人界去搞，从而摆脱了财政危机。今天由于大马人口已大增，国际竞争难免也较前更剧烈；形势已不容许历史重演。
尤有进者，虽说政联公司属于全民，并非马来人专有，可不少马来工商界人士，依然寄望政联公司能护卫马来人经济利益，如大马伊斯兰商会（DPIM，Dewan Perdagangan Islam Malaysia）的现任主席，便极力反对再搞私营化政联公司，认为这会损及马来人的利益。对于政联公司的效率、盈利率、国际竞争力等，则置之不问。同理马来人经济行动理事会极力反对跨太平洋协议，也是如此。
显见，在大马，如何调整短期利益对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对全局利益、族群利益（实为小部份既得利益者）对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个不易平衡好的作业。
在1960年代，政府相对忽略马来人的经济需求，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伊斯兰党势力上升），可财政却颇为健全；在1970-80年代，政府只专注于提升马来人经济利益，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可却取得了马来人的政治支持（伊斯兰党势力滑落）；到了21世纪的今天，若不能处理好族群短期利益，对全民长远利益的矛盾，就可能得付出政治经济两皆失的代价。毕竟，时代不同了，除了内部关系更为复杂外，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也会对大马造成很大的冲击。
今时今日，看问题已不得不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条件下来透视。不顾后果的族群本位政策，已不合时宜，大马也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土皇帝。不受监控的国家自主权，也已不似往昔那么固若金汤。更何况，国际贸易已日益重视有来有往的互惠性公平贸易，而非单边主义。
此处也突显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国家、内资与外资问题应处于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尽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在大马，这个内资是巫资还是非巫资，也可能比能力更重要，进而影响到现代化，甚至是政府财政与公民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