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诸历史，举凡革命运动，都有一个曲折的、险阻重重的、从隐蔽斗争到武装战争的过程。马来亚与后来马来西亚的现实，也都经历著这样一条血的道路。
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4月成立，在抗日阶段及抗英初期，马共也都另设半公开或秘密运作的外围组织，如在沦陷前抗日运动期间所设的抗敌后援会，以及在沦陷后进入实质武装抗日时期所设的抗日同盟；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后，在新加坡设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简称抗英同盟）、在马来半岛设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实质上，它们都是在新加坡以及马来半岛各州所设立的独立运作的外围组织，如柔佛州民族解放同盟、霹雳州民族解放同盟、雪兰莪民族解放同盟等。
1948年6月20日以后，除了雪兰莪民族解放同盟（简称雪盟），其他都先后被马共中央下令解散。1958年后，马共武装斗争全线败退泰南，实行“偃旗息鼓”及“退伍”政策。直到1961年底，才在中国共产党支援下，重振旗鼓，实行新方针政策。其时，马共原地下组织除了雪盟，其余已不复存在。事实上，雪盟在马共副总书记杨果牺牲后，已经在独立运作，与边区基本失去联系。
1963年2月，新马政治形势逆转，新马左翼遭遇空前大镇压；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由于当局持续和不断升级的残酷镇压，通过宪制斗争途径获取政权的道路越见渺茫。1965年下旬，国内种族政治势同水火；是年8月，新马分家；东南亚国际政治形势恶化；9月30日，美帝国主义策反印尼政变；1969年5月13日，西马发生种族大屠杀。这种种导致人民失去对政府和所谓民主政治的信心，有志之士，纷纷铤而走险组织各种地下组织，群起与当局抗争。
自发组织支援马共
从1965年到1975年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从北到南，在新马先后成立的秘密地下组织不下数十个之多。有者仅仅一、二十人；有者成百上千。这些秘密地下组织，有者是前此各州解盟的余留成员发起组织而成；有者则是原公开宪制左翼政党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马来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因对民主宪制斗争全盘失望而认为只有诉诸武装斗争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组织起来。他们的共同愿望便是与在泰南边区的马共武装建立联系，再次发动在马武装斗争。在所有的地下组织当中，佼佼者当属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简称新青盟）。前者顶峰期人数达1千6百多人，而后者顶峰期达800多人。这两个地下组织的迅速发展，是整合了多个较小地下组织与本部逐渐扩大而成。它们是马共南下部队，第五及第六突击队的鼎力支持者。没有众多地下组织支持，五突与六突完全无法支持前后共15年的马境武装斗争。这15年的兵源、战略物资、医药、设备及生活供应，几乎全靠地下组织提供。地下组织发挥极致的革命精神，千辛万苦筹集经费、购买、储存粮食、医药及用品、负责艰巨的民运任务，完成对部队的支援。
有别于当年的抗日、抗英、解盟等外围地下组织，1960年代后出现的地下组织，大多是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马共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地下单位。它们缺乏地下组织的经验和欠缺上层组织的领导和指示，仅凭一腔热血、昂扬斗志、自觉、自律，但时或有点茫然、力量单薄，可目标明晰、意志坚定、坚强而活泼去进行与当局的严酷斗争。
隐蔽战线的历史
有关地下组织的个人书写至今凤毛麟角，特别是组织创建者或参与者的“现身说法”更是绝无仅有。铁疆的《风雨征程》，是马来亚第一本有关地下组织的缘起、组织经过、活动情况、艰险遭遇、上队经历、部队实情的较为详细的个人撰述，弥足珍贵。
在众多历史的撰述中，往往有意无意忽略掉的便是隐蔽战线的历史。原因也很明显，就是因为史实本身就是隐蔽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其全过程和人与事，撰述有其特大的难处，容易出错也就在此。部分原因则是部分当事人因个人原因或担心镇压当局秋后算账，坚持将其过程保密不外泄，因而大家都就避而讳之。
其次是新马的隐蔽战线与中国或其它地区的隐蔽战线的特点有很大的差异。
而马共囿于历史和领导水平的原因，始终没有设立一个中央情报部门，而仅仅依靠民运从群众方面取得的不完全可靠、不完整或甚至错误的情报。这是马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极大的失误。
特别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除了在1965年3月再度成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之外，新马当时先后冒起的数十个地下组织都是基于形势的需要而由有志之士自动自发秘密地组织起来。如前述，马共在抗英初期建立的解盟，纯为支援马共民运和武装部队——马来亚人民抗英军（后于1949年2月1日正式命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而设。解盟其实是依照抗日时期所设的马来亚抗日同盟，作为团结群众的组织而存在，并不具备专业情报组织的功能，情报收集只是附带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马共并没有吸取抗日时期情报工作失误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也是马共在对敌斗争上经常处于被动局面而告失败的原因之一。
（上，明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