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爱下定义，或问：“给人下个定义”。他回答：“两脚、无毛、直立。”当场就有一个人抓起一只鸡、拔掉所有毛，问他“这是人吗？”全场哄笑，那个人也“心中欢喜”。柏拉图一笑置之。我不清楚在场者何以哄笑，但柏拉图却肯定清楚自己为什么笑。历史是最佳的裁判，没有人还记住那个抓鸡人的贵姓大名。
所谓“未审先判”是理清客观事实以前心里先存个好恶，我一再重申大马华语的研究首先需要一个整体系统的客观描写。我何尝表示过“厌恶”把“衰”念[sue]，正如我在论证中不会说我“爱”本土音为[sue]。陶潜诗句“悠然望南山”，苏轼自可斥为“俗”而大赞“见南山”之“趣闲而景远”；然而文献学上你仍得承认最早的《文选》、《艺文类聚》均作“望”。这是科学论证的态度。
客体与主观
“未经论证全丢”与夫“未经论证全收”，都是未审先判，不同只是立场。所以你们彼此可以吵上千年，而历史的评价只会是两个字：“党争”。论者或许热衷于此，但千万拜托别把我拉进去，扯什么“你我与豆腐脑儿们”的话。
爱的表达方式千百种。知其不可而为足以称勇，暴虎冯河不为谁谓非勇。一味“以普通话马首是瞻”固然是见林不见树、一心“割裂本土与大环境的联系”何尝不是矫枉过正而见树不见林。子曰“过犹不及”。
世界万物是个连续整体，我们的概念则必须是彼此割裂的；更何况客体世界与我们主观认识之间还经过层层思想与感官的过滤，如此推至极端便有庄子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于是连概念都得否定，因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否定语言则概念上事物区别也就不存在，终至于“齐物”矣。我们便可宣称“马骝”与“哲人”何异；李成钢亦杨欣儒、杨欣儒亦李成钢。我前文已警示过这种“虚无论”陷阱。自然，马骝披上袍子低头抚额仿哲人的沉思，乍眼一看却也人模人样，只是无法引起罗丹的创作灵感。
化感情为思考
我想论者根本对我前文的论述不感兴趣，仅在乎我如何处理“蚶”的音读；故其回应并未延续我的思路顺藤摸瓜，反而瞎子摸蛇般寻找蛇身七寸，只是蛇身平直，摸来摸去地仍又回到了原点上。其实论者无需左一天“蚶”右一天“叻沙”地写文章，我也同样能列出一整单子的马来西亚口语音读例外；甚至你举一条马来西亚华语的例子，我就同样能举十条世界不同语言的例外情况，还外加古今汉语的十条例子。当然你也许会说“外国人和古代人怎么说话关我现代马来西亚华人麻雀乌鸦鹦鹉八哥的事”！但我想强调的是，讨论问题须有共同语境，否则专取极端例子左一只无毛公鸡、右一只无毛马骝，纠缠不清。
饶是上文提的庄子这般“天地一指、万物一马”，但碰上惠施那样“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死缠烂打，也不得不丢下一句：“我知之濠上也”。
话说回来，论者对于本土语言现象的观察值得嘉许。但与其困守于芝诺的怪圈中一一细数手中的沙粒，何不尝试跳出来看看眼前这一个沙堆的全貌。余英时推崇陈寅恪的史学，在于他能够建立架构；也有人笑称这是文科研究的“自圆其说”。所谓“自圆其说”，就是面对零散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正是建立一套论述，将这些材料置入这一套论述架构中，最大程度地解释所有材料。
我建议论者化感情为思考，论证问题最忌情绪大于理性。讨论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在共同基础上进行，即语言系统架构内的讨论。你若主张所有口里的字音都是“马来西亚华语”，那你大可以整理出一套“马来西亚华语音系”出来，其中有多少声韵调。否则你要跟我谈马来西亚华人口里说的话，我还能举出一堆来：说“我们今晚去pasar malam”、“我早上吃了一包nasi lemak”，谁跟你说“夜市”、“椰浆饭”了！那你就按此把口里说的“华语”描写出来吧。只是民国老国音已给了我们一个绝佳教训，即如钱玄同的自嘲：全国仅赵元任一人能按著国音说话。这让我想起上古汉语的声母研究，由谐声字“宠”从龙声、“庞”亦龙声、加上“龙”字本身，于是结果就是十足的“cappa-lang”。然而复声母自有其一套完整的架构与论证，因此一百馀年来仍未完全否定。但这不妨是个努力方向；只是实际发音先不论，你仍得保证系统中的所有声韵调都能“自圆其说”，更何况还有一道语言类型学的检验。
参杂式语言
回过头来，若你要说上述属于参杂式语言，pasar malam等是外语。那我们就得进行通盘考量：就“华语”来说，pasar malam为非华语成分混用，即社会语言学所谓“语码转换”；但“今天很sue”、“买一碗叻沙要xam”，你何以一口认定就是华语成分，而不是方言的语码转换呢？对此我倒有一条参考，我们的laksa在中国常念做[laa]，即我前文提过的华语吸收方言成分的“系统相容性”。
当然，你或许又会暴跳著喊“中国人怎么念关我麻雀乌鸦鹦鹉八哥的事”！但我只想说，由此可以参照华语吸收方言异质成分规律的途径。“叻”在系统相容范围内增加字音[la]，而不念[l]，如“的”增加d?音、“拜”增bai音；当然也不排除它会如“买单”般更换字形的可能性。但你想想，“的士”念d?自80年代已如此，但辞书却迟至2011年《新华字典》才著录d?音，《现代汉语词典》也到2012年才标注d?音。这其中牵涉到语言系统处理上的审慎态度问题。
“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是多语社群的共有现象，马来西亚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但哪怕再退一万万万步想，你就是要整理一份纯口语的音系，统统不分青红皂白都归纳进来；甚至你大可以说我整理的不是什么“华语音系”，而是“马来西亚华人口语的语音系统”。我当然尊重你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更尊重你的这种工作。但只要是你仍在讨论“华语”，那就必须在华语音系结构内分析；不能不加论证地说口里有[xam]、[laksa]、[lmak]，因此“马来西亚华语”就有xam、lak、mak等音节。
这就是我们学科研究中常说的：必须论证材料的性质。
当然，我们又退一万万万万步想，你还可以这么定义：凡是马来西亚口语中来自方言的影响都是华语成分，非方言成分都属于语码转换。这也属于你表达爱的方式，我同样尊重你的工作。毕竟上述情况都只是各自建立的架构不同，因此材料的摆放位置有差异而已。大家都是“自圆其说”。如此一来问题就聚焦为“如何界定方言成分与华语成分”，讨论问题本就应如此一步步“钻之弥深”。
至于相同材料却建立起不同架构，这是学界惯见的。普通话何尝不是如此。普通话中有丰富的儿化词，但普通话的音系描写是否有个“-r韵尾”？为什么不呢？可不可以说有呢？
当然可以。不过，架构虽是“自圆其说”，但却不能离开客观存在的材料；哪怕架构都符合客观材料，彼此间仍有一个解释力优劣的问题。这就难免见仁见智。比如同一个普通话，但整理拼音上有人主张舌根声母g、k、h与舌面声母j、q、x进行合并。这两套声母及其与韵母配合的规律是客观材料，合并与否就是各自的架构。彼此可以进行讨论、比较优劣。这就是赵元任说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所以，只要你是踏实了地面来建屋搭瓦，而不是架空了立论基础的凭空盖楼，我都愿意走到你的大楼去看看你如何“自圆其说”，否则恕我身上没长著一双翅膀飞不进你的空中楼阁。
退到最后你还可以说：我以我的方式爱我的华语，我盖的楼阁关你麻雀乌鸦鹦鹉八哥的事。庄子所谓“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但爱情故事长年不衰的对白，女方难免要问“你为什么爱我”。80年代“我爱你只因为我爱你”的循环论证式托辞，21世纪的电影里估计已糊弄不了观众。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恐怕难以赢得美人归啊。我的苦口婆心，你可以说我喋喋不休如周星驰《西游记》里的唐僧，但你若是只如马骝精般直喊“给我月光宝盒”，那我也只能对著全场哄笑而同样“一笑置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