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今大马》报道，吉隆坡警区总部要求准备采访1月12日在吉隆坡举行112人民崛起集会的各大媒体机构，向警方提供一份采访集会的记者名单，以便发出媒体证给记者，避免再发生过去的记者被殴打事件，这个集会准备号召百万人出席，是在野阵营大选前的誓师大会。
这个“要求”，动机可疑，是否今后记者采访任何的大集会都需要“记者证”以免被“殴打”。
在战争状态时为了记者的安全及采访的便利，军队必须保护记者，那是合情合理。难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两个政线的战争，还是人民与警察的战争？以致记者必须严加“保护”，免得不小心被人或警察“误打”。令人印象深刻的428大集会，“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打人、打记者”所引起的风暴，令人记忆尤深。
警方与记者的心理战
我认为，媒体机构与记者应该拒绝这个动机不良由警方发出特别的记者证，否则记者将无法做到“第一眼”的观察，以及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理由是警方与记者将陷入一场“心理战”，警察会“受令”：
1.看到佩戴特别记者证的新闻从业员在现场，警察不得乱打记者，还得确保有证的记者享有“畅通无阻”的采访过程。
2.看到佩戴特别记者证的新闻从业员在现场，警察对群众要“小心呵护”，跌倒者须立即扶起来，不宜忙著抓人或打人，以利记者拍照，广为宣扬，树立警方爱民、与民同在的形象。
3.看到佩戴特别记者证的新闻从业员在现场，警察在逮捕违法人员时，必须和颜悦色、态度谦虚、按程序办事、不鲁莽、不暴力，以彰显警察的专业性。
4.看到佩戴特别记者证的新闻从业员在现场，就是在野党怒骂执政党，甚至挑警方的弊端，警察都要克制，以示对政治的不介入与中立。
5.看到佩戴记者证的新闻从业员在现场，对闹事的群众，警察必须好言相劝，动之以情，以理服人，以示警察受过严格的心理训练。
记者应发掘真相
如果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那就可采取“第二方案”：
1.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
时，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该出手时就出手”，以传达一个请楚的讯息：出席在野党的集会，会不明就里地被打，就像428集会的记者那样。
2.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
时，对那些行动不便者，不必同情，让他们知道，警察是没有义务保护你的，跌倒是活该，一旦受伤也只能怪是在野党造成的。
3.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时，不论是否违法，应该先斩后奏，毕竟这类集会是不鼓励出席的，先抓再议。
4.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时，就是认同在野党的观点，也不应表现喜悦之情，必须让民众知道警察是有“立场”的。
5.没有新闻从业员在现场时，警察对待其认为的所谓“无理者”，必须掌握“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不必“斯文”回敬，警察有的是“权力”。
为了应对这场心理战，我建议媒体记者分为两组，一组是没有佩戴警方发出的特别记者证者，另一组是佩戴特别记者证者。两组记者应该分布于不同的地点及角落，估计可以用他们的新闻眼扑捉到不同的新闻讯息，过后可以把两组记者的新闻分开在报上处理，相信会有很多“趣闻”。
当然，媒体也可以提前通知警方，表示记者已经分为两组，让警察进退失据，难辨“真伪”（其实都是真的），以致不敢乱来，这样可保大集会的安全与记者的“监督”。
我请媒体用上诉行动抗拒警方的“无理取闹”，还记者“自由”甚至“隐秘”的采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