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评论人唐南发于7月30日在面子书揭露《星洲日报》7月7日的社论《何忍青春悲歌唱不完！》抄袭台湾《中国时报》及《联合晚报》的社论之后，读者自发性搜索抄袭证据，据说至少已掌握了20篇，且有“上看”30篇之势，堪称我国中文报业的惊世大丑闻！
抄袭丑闻一发不可收拾，不因《星洲日报》在面子书（却未在报纸上）发表简短道歉而止血，究其因，是它非但没让读者感受到反躬自省的诚意，反而令人产生“把所有责任推给总主笔罗正文承担，再以暴露他患病的隐私来阻止读者追究此事”的印象。更何况，社论抄袭丑闻只是《星洲日报》高层被揭露抄袭的近例而已，早前已有读者揭露副总编辑郑丁贤把互联网的英文故事及英文报章记者的评论摘译为中文，在他的“马荷加尼”专栏发表。
危机处理失效失厚道
此说并非无的放矢。《星洲日报》于7月30日下午5时许在面子书发表道歉启事，以不点名方式宣布“撰写社论的同事已引咎辞职”，并声称“为担心有关同事承受不了舆论压力，本报接下来将不回应跟这事件的相关问题”；但是，曾任《星洲日报》专题作者、副文教主任的前职员陈慧娇（面子书名称Alice Tan）却在面子书贴文，宣称获得《星洲日报》“授权”发言，不仅透露罗正文就是抄袭丑闻主角，更揭露罗正文“近五六年来饱受忧郁症困扰，此事件爆发开来后，他在几经濒临崩溃边缘的状态下，离开报馆”，最后更说希望大家“放过”罗正文，不要对他“进行无谓的人身攻击”。
《星洲日报》的危机处理，不只适得其反，更有失厚道！《星洲日报》之做法，恰恰是把“主犯”推出来游街示众，告诉围观者“主犯就是他！”，潜台词则是“与我们无关”，借此撇清责任。此举业已造成他们字里行间所表现对罗正文之“呵护”，除了矫情，再无其他。半个月来读者对《星洲日报》处理抄袭丑闻的手法的批评，不乏尖锐洞见，我无意再赘述。
抄袭固然攸关个人操守，但是仅仅把问题归咎于个人操守，并不能防治他人或后进重蹈覆辙。这和贪腐问题一样，人性本来就有阴暗面，高谈阔论加强道德教育，却不思建立完善的肃贪机制和改善薪资，防治贪腐恐怕只会事倍功半。
1980年代，罗正文在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深造，办过时评杂志，也曾出版两本政论集，还被我国内政部列为禁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办公室文化和制度，造成一位风云人物晚节不保，落得如陈慧娇所描绘的“最后是以如此的身影，离开了他工作了近20年的工作岗位”？
“江郎才尽”乃人为宿命
持平而论，在马来西亚，主笔不好当。报纸每天都有社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国际事务等林林种种的议题，而且经常可能是在下午或临近截稿时才决定当天的社论主题。因此，主笔不但得学有专精，还应有第二甚至第三专长，同时文字组织能力超强超快，能在短时间组织好一篇层次分明的时评。
《星洲日报》宣布罗正文请辞之前，该报只有三名主笔，扣除各人的周假、年假、补假等假期，如果平均分担，估计每人每周至少得写三篇社论。三位主笔当中，论学问、文笔与见地，罗正文应是最好的一位。陈宝卿曾在国际新闻组多年，对国际动态的兴趣和掌握应不成问题，但剖析本地政经文教议题是否具备洞悉力却很难说。年资最浅的主笔张立德，虽是法学院毕业，多年来却未见他对司法议题发表过什么见解，在“情在人间”栏发表的署名文章皆为泛泛之谈，甚至只是生活随笔，乏善可陈。
倘若仅仅是每周写三篇社论，其余时间可用来研究新闻课题，情况或许好些，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得特别声明，此说的前提是主笔们有研究、进修和思考的自觉，以及暂且不论有些人之所以能升任主笔，纯粹是因为他是“国王的人马”或“太后的人马”，而非具备专业实力。）
中文报社主管似乎有个通病，就是认定报社给付薪资，就得看到部属每天都有看得见的工作和看得见的产品，否则仿佛白给薪资。研究、进修和思考，固然有助于提升部属的知识与能力，进而提升其产品的品质，但是在主管眼中，这类看不见的活动往往不算是工作。所以，记者没外出采访时，主管就会找些可有可无的外稿给他翻译，不然好像报社吃亏了；不是轮值写社论的日子，主笔就得写杂七杂八的署名文章、接待到访的外宾，或是出席报社活动代表报社致辞。
当一个困坐报社的内勤主笔，长期只有产出（output），却缺乏时间、空间和资源得到投入（input），江郎才尽恐怕是无法摆脱的人为宿命。记者也会遭遇此类窘境，但不同的是，记者的主要工作是外勤采访，然后以采集得来的材料写新闻，较无投入不足的难题。
新闻研究组与在职培训
17年前，我还在理大传播学院念书时，曾给《星洲日报》言路版写了一篇文章《而今迈步从头越－－华文报设立“新闻研究部”刍议》（刊于1995年8月4日，参阅拙著《看破媒体》页46-52），建议中文报社成立“新闻研究部”，由总主笔领导，底下分语文改进小组、专案小组、出版组及资料室四个单位；其中，专案小组就是新闻课题研究小组，应广纳不同学术背景者担任研究员，深入研究各种新闻课题，并撰写成报告。这些报告，既可成为一份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新闻专题特写，亦能成为主笔们撰写社论时的重要参考资源。
翌年，我从理大毕业后，进入《星洲日报》总社采访部当记者，期间华社研究中心在开办“社会大学课程”，礼聘曾庆豹等学者开课；鉴于当时编采部职员大多数只有高中和专科文凭毕业，我认为报社应鼓励同事们进修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通识课程，以补强知识深度和广度，进而提升分析与论述能力，遂建议上司向高层建言，编列预算补助同事报读“社会大学课程”。
当时，我仅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普通记者，人微言轻，前述两项建议最终只得到虚与委蛇的对待，没人当一回事。在《而》文中，我也写道，当时的中文报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展开改革工作，关键在于报社业主和管理层是否做好‘变革’的准备”；17年后的中文报业，早已不能和1980年代惨淡经营的局面相提并论，以垄断中文报业的世华媒体集团为例，其税前盈利年年攀升，2012财政年度再创新高，达到8,500万美元（折合约2亿8,500万令吉），若要编列预算作为长期的在职培训之用，肯定绰绰有余。
尽管具备财力与人力条件，但是中文报业对于在职训练所投入的心力和经费，恐怕还是微不足道。个别报社虽不定期邀请专业人士为员工讲课，培训内容却还停留在常识阶段，例如讲解财经、股市名词与概况、法庭新闻常用词汇、法院结构，或是英语能力等。这类培训固然重要，还若是要全面提升报纸的深度，仅止于常识阶段的实务培训，尚嫌不足。
最后顺道一提的是，社论作为时评，不无启迪民智之职能，但是此一职能恐怕已随著教育和传播科技的普及而大不如前了！所谓“启迪民智”，意味著写作者对事件所掌握的资讯比读者丰富、认知能力比读者强，才有可能“启迪”后者。社论启迪民智是个历史事实，毕竟从前并非人人皆有机会受教育（更别说高等教育），时评可指引读者理解事件。然而，诚如我于2011年11月3日在本版发表《中文报社主管的更年期焦虑》中所述，社会变迁使得掌握更多文化资源、知识更丰富、表述能力更强、见地更掷地有声、社会地位更高的“读者”比比皆是，反之报社编采人员身为意见领袖的相对崇高地位却大不如前。
面对此残酷现实，报纸的社论若仍停留在泛泛之谈，甚至有些仅是新闻背景陈述却无论见，同时又回避明确表达报社立场（社论原来就是代表报社对事件的立场），社论之存在恐怕就徒有形式需要而无实质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