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bloodthirsty）是媒体其中一个常见的批评，大意是指媒体对灾难性题材趋之若鹜，而且经常不顾及当事人或受害者的感受，极尽挖掘与炒作之能事，以刺激销量或收视率。在相对民主、媒体产业高度竞争的社会，媒体“嗜血”现象尤其严重，也引发学界较多的反省。
其实，媒体除了“嗜血”，亦好“嗜权”。媒体垄断程度与媒体“嗜权”程度是形成正比的，当媒体因占有垄断地位而权力越是膨胀，它们越是“嗜权”。媒体“嗜权”乃不分国界与区域的普世现象，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今年五月为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控制的《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调查庭供证时，便直陈任内不处理媒体权力的问题，是因为传媒的影响力太大，不能得罪，否则就会面临“野蛮”的媒体攻击（注1）。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相对威权的亚洲国家，由于国家从严管制所谓“有伤风化”的内容，所以虽然不无媒体“嗜血”现象，但是“嗜血”程度尚有被动的节制。至于“嗜权”现象，过去由于国家制订严刑峻法管制甚至打压媒体，媒体显得相对弱势，多数人往往把注意力投注在国家的权力，轻忽了媒体权力的膨胀及它对公民近用媒体权的剥削。
权力关系是一种相对关系，媒体在国家跟前相对弱势，并不等于说它权力阙如；面对民间或是在国家跟前更为弱势的从政者和异议分子，媒体却成为相对的强势者。换言之，国家、媒体与民间的权力地位乃如此排列：国家>媒体>民间。
媒体成为相对强势者的局面，在垄断的媒体生态中尤其显著。一方面这是因为占有垄断地位的媒体集团具备“惩罚”能力，能使相对弱势者屈从于它，其影响力始得以延伸和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市场的选择大大减少，甚至几无选择可言，造成相对弱势者（包括公民团体、从政者、知识分子、阅听人）不得不屈从于已然坐大的媒体集团。若无新的势力制衡，权力的膨胀就会恶性循环，媒体亦更加目中无人。
报纸广告收益稀缺
华团和中文报业的关系变化，应是其中一个显著写照。在1980年代乃至1990年初，大企业和商品广告收益稀缺，且有七、八家中文报纸瓜分，可谓僧多粥少，惨淡经营的中文报社无不竞相讨好乡团，应酬华团大大小小的新闻，以争取讣告、挽词、庆贺受封等广告。
时移势易，今天只要向地方乡团探口风（尤其是规模较小、资源较少的乡团），就会听到一堆对中文报业集团日渐嚣张、跋扈的抱怨；个中原因不外乎：（一）时下的报纸充斥著大量大企业和商品广告（手机、笔电、旅游、教育机构），华团的喜丧事广告所得比重大不如前；（二）半岛四大报已成一家亲，不论华团广告落入谁手，世华媒体集团都是受益者；（三）竞争对手规模有限，估计华团领导人也不敢不卖大报的帐。
民主行动党前全国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组组长丘光耀晚近揭露遭《星洲日报》全面封杀，最近在脸书世界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丘光耀的遭遇，充其量只是行之有年且罄竹难书的封杀恶行之近例而已，早在2001年“报变”之前，封杀恶行早有所闻；2001年“报变”之后，多位反收购运动的积极分子皆遭封杀多年，除了黄进发近年拜“净选盟”浪潮所赐而“解禁”外，许多人仍是这份曾自诩“正义至上”的报纸的“黑名单”人物。
报社封杀批评者，本身就是一种“嗜权”心态的反映。“嗜权”者要满足权力欲，不只是得获得权力，更要不断地通过展示权力，才能从中体验和确认自己掌握权力。展示权力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让施展权力的对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媒体权力的展示，更贴切地说，其实是媒体业主或高阶主管的权力欲作祟，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满足私己的欲望。这种权力欲的满足，除了从对外施展惩罚批评者的手段（封杀就是一例）得到确认，也要从内部部属的歌功颂德中得到愉悦。
就后者而言，一边是向权力阿谀奉承，另一边则从权力的春药中得到愉悦。此一现象，吾人可从《星洲日报》在2008年出版的《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的土地上》一书中发现有趣的启示：三线主管吹捧二线主管，二线主管吹捧一线主管，一线主管吹捧老板！
读者用点心思观察，必能发现报业的权力运作与威权政府的权力运作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面对异议分子／行动者的批评，以“恶意攻讦”定调之，再伺机打压之；听见民间／读者的抱怨，视为愚昧地受到别有居心者误导／煽动；不当举措被揭露后，“死鸡撑饭盖”，舆论压力太大时，再假惺惺表示愿意检讨。
媒体与政党共犯共生
不过，检视《星洲日报》封杀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发现是：媒体与执政党权贵的共犯与共生关系－－封杀丘光耀之举措，竟然与马华公会的利益不谋而合。丘光耀重返政坛后，晚近以“超人”造型及市井口语且不时爆粗的“政治栋笃笑”造势，在草根基层颇为叫座。虽然有评论人非议丘光耀的“政治栋笃笑”风格乃搞民粹、只顾民主行动党基本盘，但是这个批评恰恰揭橥了马华公会正在面对的危机。
马华公会素来在华人选民占多数的选区处于下风，2008年全国大选在华人占多数的槟城（城市地区）更是全军覆没。马华公会此时若说还有为数客观的支持者，或许就是乡镇地区的草根选民，因此丘光耀“政治栋笃笑”的效应在草根群众里发酵，无疑将令马华公会很头痛。按照丘光耀的说法，《星洲日报》全面封杀他，意在间接威胁民主行动党支部莫再邀请他演讲，进而达到迫使他“封麦”告别讲台，从此销声匿迹之目的。倘若丘光耀果真因此而销声匿迹，或是“政治栋笃笑”场次大减，谁是“松了一口气”的既得利益者，早已不言而喻了！
注1：2012.05.29。〈前英相：不能得罪媒体大亨〉，《东方日报》（网络版），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0684:&Itemid=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