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务员为主的布城，在2012年的家庭平均收入高达8101令吉，在全国排名第二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2%。
根据《2012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大马于2012年的全国家庭平均收入是5000令吉，全国收入最高的是吉隆坡，达8586令吉，比平均数高出71%。
布城的家庭收入自统计以来都名列三甲，在2007年以5294令吉排名第三，只略低于雪兰莪（5580令吉）及吉隆坡（5322令吉），并在2009年爬上榜首，以6747令吉领先全国。既然家庭收入那么高，那公务员的薪水有多少呢？
根据大马公共服务局今年发出关于大马公务员薪金制（SSM）的通告显示，政府首席秘书基本薪水的顶薪可达2万3577令吉，而且这仍未包括津贴。
他每月可获得的固定津贴包括5300令吉娱乐津贴、3000令吉房屋津贴等。
在公务员制度里，可分成7种高级公务员（JUSA），除了政府首席秘书（VU1），可再分成3种首长级（Turus）和特别级（Utama/khas）A至C级。
高阶层待遇优渥
只要挤进高级公务员行列里，就可获得至少7189令吉基薪，或最高可达2万多令吉的顶薪，而且常年加薪介于7%至9%。无论如何，这些领取较高薪水的高级公务员人数不多。
至于其他介于等级一至54级的公务员，普遍上月薪最低的第一级公务员只有700多令吉，而升到第54级的公务员，则可获得9000多令吉，视个别部门和等级而定。
这些公务员的常年加薪普遍上维持在80令吉至320令吉，视等级而定。
公务员之间的薪水落差有多大呢？若比较最极端的例子，即达到顶薪的政府首席秘书，可比最低薪的第一级公务员高出31倍。
公务员的津贴也是亮点之一。高级公务员可获得2500令吉至5300令吉娱乐津贴、1300令吉至3000令吉的房屋津贴等。
公仆占人口5%
而其他第一级至54级的公务员，基本上可获得百多至900令吉的房屋津贴、150令吉至300令吉的生活津贴、95令吉至300令吉的公共服务津贴等。
目前，我国公务员已超过140万人，在约2800万人口中占5%，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比起新加坡1.5%、印尼1.8%、韩国1.85%等高出一倍以上。
在中央政府2013年财政预算案行政开销中，公务员薪水就占了29%，即586亿令吉，当中包括432亿令吉薪酬、122亿令吉固定津贴等。
公务员工作稳定 退休后仍有收入
经济学家阿都卡立表示，布城的家庭平均收入名列全国三甲，是预料中事，因为大部分居民是公务员，都有一份稳定工作及收入，因此能提高家庭平均收入。
研究贫穷课题的国大研究员阿都卡立表示，布城人口约由75%公务员及20%私人界组成，另外只有少过5%的家庭主要成员失业或退休，比起全国平均10%来得低。
他解释，家庭平均收入基本上是计算各界人士，如公务员或私人界员工、自己做生意的人、退休人士、失业者等，然后把这些家庭收入平除，因此失业或退休人士越多，将降低平均数。
“布城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家庭平均收入自然较其他地区高。”
他认为，有些公务员退休后，仍可领取退休金，不像一些私人界退休人士般失去收入来源。有些家庭夫妇都有工作，也能提高家庭收入。
阿都卡立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公务员的薪水也较稳定，比起一些私人界高，不像外劳般只领低薪。
针对公务员之前的薪水差距达到31倍，阿都卡立认为，私人界的薪水差距来得更加严重，有些首席执行员领取上亿令吉薪水，底层员工却只有几百令吉，相差上万倍。
制造业疲弱 槟雪收入增长率低
过去3年里，槟城的家庭收入年增长率只有4.6%，排名全国最后第三名，而雪兰莪也只有5.5%，排名全国最后第4名。相比之下，另一个城市吉隆坡却以14.9%呈双位数成长。
梁志华和阿都卡立受询时皆不约而同认为，这两个州属收入增长率低，与民联执政没什么关系。
梁志华表示，槟雪蛮依赖制造业，有近50%的州内生产总值来自制造业，但全球外需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比较疲弱，大马从2009年开始面对出口萎缩问题，薪水涨幅难免不高。
他认为，由于这两个州属于发达州，因此增长率比起不够发达的州属来得低，也算正常，而且一些州属也因原产品价格上涨，有更高的增长率。
他说，原棕油价格曾在2008年金融风暴时，从4000令吉高峰跌至1500令吉，但之后慢慢涨回4000令吉水平，许多乡区居民从中受惠，提高家庭收入。
阿都卡立补充，连国阵执政及积极发展的柔佛州，增长率也只有6.5%，也比全国平均数低。
首相署高薪招专才
经济学者梁志华认为，布城公务员薪水高，是因为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上任后，高薪聘请了许多专才加入。
任职吉隆坡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他举例，纳吉从2009年4月上任后，扩大了首相署部门，如新增首相署表现管理及递送单位、专才机构等，聘请了许多专才加入。
他说，这些专才的教育水平及资历很高，因此政府给予的薪水也较高，因此抬高了布城整体的平均家庭收入。
“政府近年来不断加薪，许多公务员的薪水已不低，甚至超越私人界。”
他认为，布城与雪隆在地理上非常接近，因此薪水处于同一个水平，不会相差太远。
征税拉近贫富鸿沟
阿都卡立建议政府，透过税务制度、遗产税及教育等管道，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他认为我国应征收遗产税，因为逝世的人可把遗产留给家人，比起其他没有遗产的人更有优势，继续造成贫富之间的差距，目前一些国家也有征收遗产税。
“政府应向富人征收更多资本利得税，向他们从股票或房地产获得的收入征税，以收归国库帮助更多人民。”
梁志华认为，应从教育著手，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协助他们脱贫。
他认为，政府有尝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包括落实最低薪金制，并相信此制度除了能把底层员工薪水提高，也能让一些薪水原本接近900令吉水平的人调薪，进而推高整体薪水。
他表示，目前的挑战是，要如何处理工厂自动化后裁员的情况，还有解决经济转型后，如何培训低技能或教育水准较低的员工，让他们融入整个发展洪流中。
园丘工人被边缘化 印裔贫富悬殊加剧
尽管我国城乡及种族之间的贫富悬殊近年来已收窄，唯独印裔社群的贫富悬殊变得更加严重，基尼指数从2009年的0.424提高至2012年的0.443。
相比之下，巫裔的基尼指数从0.440降至0.421，华裔则从0.425微降至0.422。
基尼指数是用来衡量财富或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统计指标。指数介于0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分配越平均，0代表完全平均分配，一代表所有财富集中一人身上。经济学家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原产品涨价未受惠
梁志华认为，印裔族群内部的贫富悬殊加剧，是因为在园坵中工作的中低下阶层，并未从原产品价格提升中受惠。
他解释，有许多印裔仍在园坵中工作，虽然棕油等原产品在近年来涨价，提高大小园主的收入，但低下员工的收入却未改善，结果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他分析，1997年经济风暴后，大马的贫富悬殊有恶化的现象，特别是种族内部之前的贫富悬殊。
“我国70年代推出的新经济政策，是要平衡不同种族之间的贫富悬殊，这的确提升了土著的财富，缩短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财富不平等。”
“但是，虽然不同种族之间的贫富悬殊改善了，但巫裔内部之间的贫富悬殊却加宽，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少数人掌大量财富
他说，这是因为有许多跟政治关系密切的政党领袖或朋党从中受惠，但低下巫裔阶层却没受惠，所以差距扩大，让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
他表示，中央政府在近期的金融风暴后，于2009年推出第一及第二经济振兴配套，并调整公务员的薪水，稳定国内经济，当时也没大的裁员问题，薪水也相对稳定。
“整体来说，从2009年至2012年，我国的家庭收入增长率还算合理。”阿都卡立也认为，我国整体上的贫富悬殊在近几年已下降，包括城市及乡村，及各族群的差距，除了印裔。这可归功于经济成长。
最低薪制缩窄差距
他预计，今年才开始落实的最低薪金制，将在未来进一步缩窄贫富悬殊。
此外，在我国4个家庭收入最高的区域中，联邦直辖区占了其中3个。梁志华表示，纳闽和吉隆坡的收入较高，或与纳吉的经济转型计划有关，因为推广金融及服务业，吸引许多外资前来设立分行，公司支付较高薪水。
他补充，城市人口的收入通常较高，而吉隆坡及布城已100%城市化，而纳闽也有82.3%。
他不讳言，吉隆坡也有贫穷家庭，但他认为比例不会太高，相对其他州属来说，中上阶层较多。
阿都卡立说，吉隆坡及布城有的生活费很高，也有很多富人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