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文教育从1819年槟城的五福书院开始至今已有190余年，原本在英殖民时期的开放政策下有著蓬勃辉煌的发展，但是在独立后政府制订的《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所有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将无法获得政府津贴，而形成必须自力更生的华文独立中学。
班台育青中学前校长陈凯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告知，60年代的华文独中的课程与国中一模一样，以参加政府考试为主，办学毫无本身特色与方向。因此，没有政府津贴的独中，无论在资源、师资、设备等，都远远不及采英文教学的国民型中学，在招生与发展都面临困境。
招收超龄重考生
他说，改制初期的独中可招收到超龄生与重考生，所以勉强还可维持校务运作，也因此，独中在当时就被讥为专收落第生的补习班，只有考不上国民中学的学生，才会去念的三流学校，以致独中生有著强烈自卑感，而老师也羞于让人知道在独中教书。
“教育部在1965年宣布废除小六升中学考试后，对独中招生造成更严重的打击，60年代初的霹州原本有14间独中，但到了1969年，最后一批毕业生离开后，有5间独中因招收不到学生而停办，剩下9间独中学生人数加起来不足2000人。”
他感叹，60年代末期的独中陷入了最低潮，当中又以霹州的情况最严重，其发展只能说每况愈下，沦落与衰败到无加以复有识之士都能意识到，如再不作出改变与挽救，独中在未来数年必然会走向败亡。
霹独中筹百万基金
因此，当时的怡保培南独中董事长曾敦化与该校华文老师沈亭出面联络邀请下，让原本各自单打独斗的霹州九独中，彼此交流各自独中面临的困境，并促成1973年4月1日的九独中联席会议。该会议通过要求霹雳董联会成立筹款小组，为霹州独中筹募百万基金，以纾解独中经济上的困境。
代表育青中学出席该个历史性会议的陈凯指出，随即召开的九独中代表大会，也商定推举当时年青有为、事业有成，以及对华教有热忱的大矿家胡万铎任领导工作，并组成霹雳独中工委会，展开轰轰烈烈的独中百万基金筹款运动。
他回忆当时的100万，约相等于现今1000万令吉，原本以为这笔钱会由大商家捐赠，但没想到获得最大回响的，却是广大的霹州华社基层群众！各个华人新村自动自发进行筹款方式多得不胜枚举，盛况空前绝后，只花了半年多时间，就让筹款突破百万。
支持母语教育
“独中复兴运动最重要的并不是筹到百万基金，而是唤起华社群众对母语教育的支持，让独中新生来源有转机，所以在短短两年内，培南独中率先迁校，接下来崇华、南华，与三民独中等也陆续迁校完成。独中复兴的火苗，也从霹雳燃遍全国，影响国内独中的复兴，促成董总成立全国独中工委会。”
他说，当时霹雳独中工委会底下的课程小组草拟了一份《独中办学建议书》提程给予独中，经董总修订后成为《全国独中办学建议书》，明确订定华文独中的办学方针与使命。
“即独中教育不能以政府考试为主，须有本身独立的课程、考试及师资培训，也肩负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兼授国语与英语等三语兼重，同时在两年后（1975年）举办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
他表示，时至今日，统考文凭已获得全球数百所著名大学承认，让独中生的出路越来越广，华教前景一片光明，但40年后华教光景与遇到的问题又有所不同，更值得现今华社集思广益，共同解决。
政策打压激起各基层维护华教
1973年从霹州所掀起的华教复兴运动，在州内各地华社引起史无前例的热烈回响，以致华教百万基金只经过6个月就筹获，但最让人意外的是，为何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一个筹款运动会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
身为当时霹雳独中工委会主力干部的汤毅表示，最直接的原因，是华文中学改制及种种政策的打压，让60年代末的独中已呈现走向败亡的气息，社会各阶层人士均苦思对策，希望能力挽狂澜，所以才会在百万筹款活动出钱出力。
但是，如果从当时国家政治格局的骤变，以及整个社会脉络低迷的氛围来看，华教运动的确是集结了整体华社，不分阶层与阶级，共同地透过大力支持华教运动，以表达对当时政府各种政策的不满，因此，华教运动在当时是华社争取公平权益的政治运动。
他指出，在1969年大选后发生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政府改由国家行动理事会接管，以种族为公共资源分配单位，扶助马来族群的新经济政策就在随后的国会通过。这意味著种族政治正式成形和“制度化”，同时，各种不利于民主和自由的法令也在这期间通过。
其次，我国在50至60年代期间，也拥有类似如今的两线制皱型，即除了执政的联盟（国阵前身）以外，由劳工党和人民党所组成的大马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也曾一度强大到威胁联盟的执政地位。
群众办华教义卖
后来，社阵及劳工党在70年代面临解散的命运，在当时政治高压氛围、513事件过后社会弥漫白色恐怖，加上新经济政治的实施让华社的经济发空间更受打压，眼挣挣地看著母语教育走向败亡，让华社整体在70年代初期感到苦闷与无处发泄。
他说，因此当时霹雳联董会发起了筹募华教百万基金，无论在经济、政治、教育的角度，都激起华社的民族情意结，打破当时华社内在阶级与政治立场分歧的籓篱。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亦或左翼分子与执政党基层领袖，整个广大的华社基层与华团领袖，都投入到华教复兴的行列。
汤毅说，当时的华裔大商家在华教担任华校董事长领导的角色，而左翼人士则投入到工委会等从事组织与宣教工作，同时也跨越党派的分歧，共同维护华教。
他说，当时70年代有不谙华语人士被派往任霹州华小高职，而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一位马华基层领袖，也是当时的巴占华小董事长辛海龙。
“但是，最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支持，在群众当中不乏有左翼人士，而华社基群对华教的付出都是自动自发，而在任务完成后也都回归群众。”
他表示，独中工委会原本只是举办一场场的义卖筹款活动，到后来群众自动自发成每个新村轮流举办华教义卖、义捕、义演等各种活动，华教筹款与复兴的火焰在整个霹州华人地区燃烧起来，也在与群众不断的对话与讨论中探索到方向，让群众认同华教的理念与方向。
重新探讨华教运动未来路向
华文独中经过40年的发展已迈向康壮大道，加上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更让华语文受到重视，城镇地区的独中招生更是年年爆满，但若放眼现今我国政治处于十字路口的局势，以及独中的双轨制、数理英化教学、关丹独中等一萝萝的问题，华教未来40年该何去何从？
曾参与霹雳独中复兴运动的时事评论人张树钧指出，1973年代所拟定的《独中办学建议书》四大使命与六大办学方针，当中包括12年基本教育须以母语教育、坚持以华语文为教学媒介语，以及不能以政府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标，因而确立了华文独中的总办学方向。
“但独中经过40年的发展后，已有超过2/3的独中脱离当年《独中办学建议书》的方针，绝大部分的城市地区的独中都采取统考∕政府考试双轨制，甚至办学方向是以新加坡或剑桥文凭考试为主，以及数理采取英文课本。”
他指出，教育是不能脱离现实，60间独中因为各自的因素与条件，而发展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策略，这是在家长期待、经济状况、升学与就业需求等各方面现实考量下所作出改变，所以40年后有必要重新定义，到底怎样才算是“纯种独中”？如果不够纯种又该怎么办？
张树钧说，如今是独中复兴运动40周年，董总与各州董联会更应该趁此契机重新探讨华教运动的主体与方向，因现今大马的政治局换与社会条件，与40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探讨华教末来发展时，不能再执著只是以“独中”为运动主轴的旧有模式。
他解释，如今绝大部分的华裔子弟都是进入华小就读，当中约90％的华小毕业生是进国中和国民型中学升学，只有10％能到华文独中业，因此，现在谈华教运动之际，不能再自限于独中，也要纳入华小与国民型中学。
“华小、国民型中学及独中应是三位一体，须纳入华教的大方向以开拓的思维共同讨论，这样才能引起华社的关注与共鸣，因绝大部分华社子弟都毕业自国中与国民型中学，而这些华社子弟的教育权益也应受到关注。若只局限在独中的华教，只会沦为单打独斗的狭隘局面。”
华校环环相扣 不能独善其身
张树钧表示，华小是独中的主要学生来源，而国民型中学的毕业生也是华小、国中、独中等主要师资来源，因此，谈华教运动就不能独善其身。
“如华小变质也会影响独中学生来源，而实际上，已传出有华小为配合《2013至2025年教育大蓝图》计划下，准备让四年级使用国小版国语课程。”
“华教运动应对国民型华文中学所面临的困境多加关注，如今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在今年3月所发动的‘国民型华文中学诉求’签名运动，要求恢复其法定地位及允许增建国民型中学，如果能结合董总与董联会的力量，相信也能间接解决关丹独中的问题。”
对于独中未来发展方向，张树钧表达个人看法说，母语教育是须坚持办下去，华教也该肯定国语教育的法定地位，让更多广大友族知道华教运动及母语教育的理念，并争取将独中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内。
“华教问题根源在于种族主义的教育政策，因此，华教运动须跳脱种族主义的格局，结合多元的公民社会力量，让华语与泰米尔语等，完整公民母语教育的权益，被国家教育体系所接受和重视，才是华教运动下一步要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