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州士拉央的吉隆坡批发公市爆发连续数宗的“缅甸外劳凶杀案”，也让人们再次重视缅甸难民的“侵入”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而从祖国逃到了马来西亚的难民们，除了身负背弃祖国的“原罪”，在我国有时还得逃避执法单位的追捕，甚至是家乡的“仇杀”！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难民可说是在祖国受到生命威胁，如歧视、内战与人权问题等，而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的人民，这点与外劳有很大分别。因为，大部分外劳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发展而离开祖国，而且在外国时也可以受到祖国的保护，而难民却不再享有祖国的庇护。
而在我国，截至今年4月为止，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一共有10万3010名登记在案的难民，其中9万4760来自缅甸，占了91.9%，另外3570名为斯里兰卡人、1170名索马利亚人、730名伊拉克人与420名阿富汗人；另外，70%的难民是男性，2万3110名难民则是未满18岁的小孩，而我国预计还有4万9000属于没有注册的非法难民。
难民终生回不了祖国
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对外关系处专员燕蒂依斯迈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大部分需要寻求政治庇护的难民都会直接向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注册，然后难民署再透过访问与详细的调查，确定申请者属于“难民”而不是“外劳”。
“难民与外劳都可说是被迫离开祖国，惟难民却是受到政治或人权上的迫害而不得不离开，甚至可能终生都回不了自己的祖国，再也见不到家人；这点与到外国寻找更好赚钱机会的‘外籍劳工’是最大的分别。”
而已经来到我国的难民又会面对怎样的处境呢？据燕蒂的说法，由于我国没有“难民法令”与专门负责难民的政府部门，也没有难民营可以让难民集中居住，因此他们也“融入”我国社会与族群，生活在我们之中。
“难民可能就居住在我们的毗邻，通常超过10或20人挤在一间廉价组屋，也有不少居住在工地旁的非法木屋，以便可以立即找到工作；虽然难民不被允许在我国工作，可是我国政府也‘默认’难民在私人行业工作，让难民可以工作赚钱来养活自己，而这也是没有难民营的好处之一，因为可以让难民自由活动，找到自行在社会生存的方法。”
“当然，他们的工作大多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就是所谓的肮脏、危险与困难的3D工作（Dirty、Dangerous、Difficult），因此薪水较低甚至被资方压迫的可能性也很高。”
她坦言，难民的生活素质基本上没有保障，随时会被执法单位逮捕、拘留甚至驱逐，因此向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登记并获得正式文件很重要，因为该正式文件受我国执法单位承认，而难民署也可以向执法单位进行交涉。
“难民也可以向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申请福利援助，协助提升整体族群的教育水平与生活素质；因此我们也正积极处理尚未注册的4万9000名非法外劳，协助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先离开国家 再接孩子团聚
一名也在菜档工作的茂基龙（25岁，缅甸籍）则表示，其缅甸家乡尚有一家老小要养，惟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感觉前路茫茫，因此才会来到马来西亚工作。
“我是透过家乡亲戚的介绍来到这里工作，虽然工作会有一点辛苦，可是至少不必担心未来会否遭遇不测，因此我也正在努力把孩子与家人都接来马来西亚，因为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们了。”
询及如何看待自身在马来西亚的未来，他坦言也只能“见步行步”，毕竟身为难民也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人生规划”，只希望自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完一生即可。
“在这里我还有自己的同乡一起工作，闲暇时可以到处走走，虽然有时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可总好过回到自己的国家，面对自己族人的迫害甚至生命不保的威胁。”
另一名不愿样貌曝光的茂参信（23岁，缅甸籍）则表示，3年前为了养活自己与远离混乱的祖国因此来到公市工作，并强调只想在我国安静地生活，也没有任何想要惹事生非的念头。
摄记走访吉隆坡批发公市时也发现，如今该公市的氛围也和过往有些分别；以往较多嬉闹或聊天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外劳大多默默工作，视线也不和陌生人多接触，或以较为警惕的眼神审视著经过的陌生人。
吃饭相聚与本地人打成一片
罗国俊强调，虽然有的人对外劳会有偏见，认为他们的到来提高了罪案的发生，惟大部分在公市营业的小贩都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认为，难民或外籍劳工基本上和本地人无异，甚至解决了我国长期面对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我和他们就像朋友，有的缅甸籍劳工可能和我同期进入这个行业，每年的大型节日或红白喜事我们都会互相邀请，或相约在工作完毕后一起吃饭。”
“因为他们和我们本地人一样，都是为了三餐温饱而努力工作。”
他指著一名已经在菜档一起工作近10年的缅甸籍劳工班迪表示，如今许多缅甸籍外劳都可以独当一面，或协助其他新来的外劳适应环境。
“以前班迪也曾经卷入冲突而被不明人士持刀猛砍，幸好当时有人大喝一声，他回头反射性用手格挡，只留下一道疤痕而不是赔上了一条性命。”
班迪受询时不太愿意接受访问，可见最近发生于该公市的缅甸籍外劳砍杀案，对当地工作的外劳，无论是缅甸籍还是其他国籍的外劳影响相当大。
等待国家稳定 难民回家最理想
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对外关系处专员燕蒂表示，面对已经来到我国的难民，联合国难民最高专员署有3个中长期的解决方案，包括遣送回国、送往第三方国家，或留在暂时寄住的国家，并视乎哪个方法对该难民最好而决定。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等到祖国局势稳定，送难民回到自己的祖国，惟这不适用于长期内战的国家；因此转送到第三方国家也是另一个方法，而这也不是一个‘自动化’与短期的过程。”
她解释，重新安置的第三方国家也有一定数额限制，毕竟难民数量庞大，重新安置的地点也有限，因此除非是拥有“特别需求”的难民，否则基本都得等上数年才获得分派。
“当然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找到一个暂时的落脚点，让难民可以暂时留在目前的国家，直到可以回到祖国为止。”
而位于士拉央的吉隆坡批发公市，被视为众多缅甸籍难民工作的主要地点，据在该公市营业的小贩说法，其实大部分留在我国的缅甸籍难民都是安分守己、善良待人为主，只有少数惹事生非。
已在该公市做生意近10年的罗国俊（28岁）表示，其实来到我国的缅甸难民大都是安分守己的好人，为了三餐温饱也会勤力工作，同乡之间会互相照顾，也是难民越来越多的原因。
“这里的缅甸籍劳工大多是互相认识，可能来自同一个家族或隔壁村子，因此才会呼朋唤友的来到我国工作。”
他坦言，通常外劳之间也会为了一些小事或小数额的金钱而争吵，甚至互殴，5或6年前也曾经发生严重的器械互斗事件，虽然就只是很小的问题，却因为双方没有节制而越闹越大，因此如今大部分冲突都是点到即止，不会有流血问题发生，以免引发更多人参与其中。
“他们与我们的想法不同，通常我们都会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惟外劳大都比较坚信他们自己的生活信条，对冒犯的人可能会施以反击。”
影片煽动爆发缅劳血案
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会长钟德强表示，在吉隆坡批发公市水果档工作的大多是印尼外劳，蔬菜档口则是缅甸籍外劳居多，而缅甸籍劳工中，接近85%都是难民身份，只有15%是手持工作准证的外籍劳工。
“这么说吧，大部分在餐厅工作或手持工作准证的缅甸外劳都是佛教徒，而在批发公市蔬菜档口工作的都是没有工作准证，则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缅甸籍穆斯林难民。”
他坦言，如今士拉央已经变成缅甸难民的集中地，散居在批发公市附近的组屋，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社区，虽然也有零星的治安问题，惟整体而言还算受到控制。
“难民当然也有不怀好意的不法之徒，惟我认为，接近90%的难民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努力工作的好人。”
他透露，此前有不少影片在穆斯林缅甸难民之间流传，包括家乡被烧毁与家人被打伤的录影，加上别有居心人士的煽动，才会发生日前佛教徒缅甸外劳被砍的案件。
“也有一些难民与外劳把短片给我们看，网上都可以找到，虽然难辨真伪，但的确有些难民向我们透露，自己的家乡已被烧毁，家人也受伤，因此之前穆斯林难民之间开始蔓延一股不满的情绪。”
“其实牵涉在这次砍杀案的并不是在批发公市工作的难民，毕竟他们也和许多跟随老板到批发公市采购的外来劳工相识，因此与这次的砍杀案也没有太直接关系。”
他指出，如今随著警方加强扫荡工作，许多缅甸难民的生活空间都越来越小；以往假日时还能到吉隆坡市中心、甲洞甚至安邦地区走走，如今许多缅甸难民都不敢离开士拉央，以免被警方检举或遭遇不测。
“我相信作案的难民如今也很后悔，因为警方开始加强扫荡工作后，导致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辛苦。”
警方大扫荡引“后遗症”
本月中发生的连续数宗缅甸籍外劳砍杀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并得出与缅甸国内宗教冲突纠纷有关，并在随后展开了两次大逮捕行动，更派员驻守该公市，引起外劳不安。
而警方的大扫荡带走所有不论是否手持准证或难民证的外籍员工，的确有助于安抚当地营业的小贩或商家信心，惟如此的大动作也引起了一些“后遗症”，包括受惊外劳开始逃逸甚至酿成意外的发生。
公市小贩坦言，警方的大力扫荡不分任何国籍外劳，导致许多拥有合法准证的外劳也心生恐惧，遇到检举时也跟著逃跑，因此这些年来也发生了不少意外。
“以前发生过外劳逃避检举而跑到公路被撞死，凶杀案发生后警方两次检举行动，也有外劳为了逃跑而跌断脚。”
他们说，警方的扫荡带走了许多外劳，导致小贩们根本没有人手可以处理顾客的要求，生意也受到影响，幸好获得顾客体谅，才勉强可以等到外劳回来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