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现代，当一社会遭遇各种灾害，包括瘟疫之际，由官方主持祈神仪式来消灾或安抚民众乃相当正常，也属正当之事。即便不是没有一些“不信邪”或“不信神”的知识分子对之嗤之以鼻甚至猛烈抨击，但基本上在巨大的危险和迷惑之前，寄托于神明，向其求助，毕竟还是合情合理的“主旋律”，反对者若一味不识相的话，恐怕是自讨没趣，甚至自找麻烦。
惟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来，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不知不觉中，人们已把对超自然力量的直接寄托渐渐转移到通过人类本身可以探究和开拓的科学原理及方法来应对问题。当然，科学从来不是万灵药，总有一些科学“不能”或“未能”解决的事，所以寄托于超自然力量，还是有其相干性，包括微妙的“心理功效”。乃至，也有一些科学家并不排斥所谓超自然现象及力量，且还积极对其进行研究。
科学给予安全感
坦白说，所谓超自然，其实是相对的，一事物到底属自然或超自然，诚基于人对它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如说瘟疫，今天人们普遍视之为自然现象之一，但在古代，由于无法解释其发生，也无法有效应对之，人们便普遍视之为超自然现象。如说欧洲人即曾视14世纪中期爆发的黑死病为上帝对人类之罪恶的惩罚，或者魔鬼作祟。是以，那时候有些人就诉诸苦行来清除罪孽和祈求上帝的宽恕，包括自我鞭笞。另外，对巫术的关注和追讨也开始增多。
然到了今天，虽全世界都在面对新冠肺炎的威胁，但大体上人们都明白其乃某种病毒造成，只要消毒、隔离或使用解药就可有效对应。应该不多人还以为其乃某种超自然现象，唯有寄托于超自然力量，才能消灾解难。之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即便一些最讲究宗教的社会，也不见由官方大事举办针对新冠肺炎的祈神或驱魔仪式——虽说民间或许并不少。简言之，科学早已给予人们相当的信心和安全感，以至诉诸神明变得没那么“紧急”和“正式”了。
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宗教的确能够抚慰、凝聚、团结、振奋人心，包括藉之整合、动员社会来应对各种挑战。但若容许一些显然科学教育有点缺失或走偏的宗教人士在官方管道和平台上建议、宣扬、鼓吹一些“非科学”或“另类科学”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始终都有一些风险。如说其可能提倡不必注射疫苗，只要强身健体或心灵乾净就能抵抗病菌之类。实际上，世上的确有宗教人士反对疫苗和输血之类的个案。
某些人认为应当“尊重”宗教人士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行事自由，包括质疑、反对或“辅助”科学的自由，那是自然的。惟尊重是一回事，但涉及公共课题的权能及言行，则是不得不受监督和检讨的事了。虽人们可能相信“群众的眼镜是雪亮的”，不会轻信一些宗教人士，惟在某些社会，当宗教和权力挂钩太深了的话，“不相信”恐怕都不会是人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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