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来干嘛？”这句话十多年前曾因《流星花园》而火红起来。惟，用在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如果道歉不管用的话，可能还能用钱了事呢！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诺阿兹米，今年4月在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下与人围坐共食，因违反行管令而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在面控时认罪与罚款1000令吉。
时隔四个月后，原产业部长凯鲁丁则因违反回国强制隔离令，遭罚款1000令吉仍难以平复民愤，继而公开道歉与承诺“捐出”四个月的部长薪资给新冠肺炎基金。
或许，没比较就没伤害。看怡保一名违反隔离令的马来妇女诺艾玛被判监禁1天，外加8000令吉罚款，若无法缴付罚款，则以6个月监禁替代。同样违反隔离令的吉打扁担饭东主尼查，则被罚款1万2000令吉和监禁5个月。
另，居銮老人院院长的印尼籍妻子因违反隔离令而引发养老院感染群，被判罚款4000令吉和坐牢5天，以及槟城一名违反居家隔离令的技术员，被判罚款2500令吉或以坐牢5天取代。
错误示范
针对上诉案例，不少人民认为刑罚太轻，但相比大马部长厚颜无耻所做的不良示范，以身证明了有钱或有权就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正是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的错误示范。当一些国家领袖因违反隔离令而丢官时，大马部长只需道歉或捐钱，煞是讽刺。
更荒唐的是，巫统华玲区国会议员阿都阿兹还为凯鲁丁护航，认为后者去土耳其公干乃推销棕油救国，还一度称带回了820亿令吉投资，所以不应一直被批评。
其实，部长拿的薪水乃纳税人所付，出国公干带返外资乃部长的份内事；而且强制隔离已经宪报为法律，不应有任何人凌驾在法律之上。因此，出国公干与强制隔离乃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更何况此事涉及公共卫生，绝不能将功抵过。
正如我多次强调，公共卫生意识是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自律、负责感与公民道德的反映。因此，这并不是罚款多寡的问题，也绝对不是“捐款”就能平息的事。所谓的“捐款”，充其量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
话说今年5月，首相慕尤丁因一名出席内阁汇报会的官员确诊新冠肺炎，虽首轮检测呈阴性，但仍根据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令15（1）条文监控和观察指令而进行14天隔离，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此，希望执法机构能以严厉行动，来证明如慕尤丁所言的“没有任何人可凌驾法律”，方能以儆效尤，成为教育人民的最佳借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