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所谓“玛拉数码城”,左看右看,大体上即是一座官方背书的民粹主义“丰碑”。
惟奇怪的是:某些论者,乃至媒体,虽平日口口声声谴责民粹主义,有的还凛然宣示:“不屑于取悦读者”,但面对如此民粹到“出脸”的“政治化商业”搞作,却温和、宽宏、慷慨得出奇,似乎社会长久以来对这些民粹份子太苛刻、冷漠、亏欠了,因而成立有关数码城正是一种“弥补”、“平衡”,甚至“赎罪”。
更“经典”的论述是:数码城有助于舒缓“族际紧张”。拜托!为何老是忘不了把整个从“刘蝶广场骚乱”到“‘刘蝶2’另起炉灶”之事进一步种族化呢?
民粹主义姿态放软
部分党团有心人士把事件无限上纲地种族化已经够恶劣了,如今连理应更为清楚、谨慎的“意见领袖”也有意或无意地为之“和音”,著实叫人傻眼。没人会否认这社会里多少潜伏著一定程度的族际紧张,但对治它绝不能苟且、妥协、绥靖于民粹——尤其去满足部分人的种族主义想像和议程。
坦白说,从有关论者和媒体一向批判民粹主义的高姿态来看,而今却突然“放软”太多,很难不叫人联想到权力与知识的暧昧关系。即知识的生产难免还是会逃不过权力的“地心引力”。
当民间的无权无势者躁动时,很容易就被解读、定调为“民粹”,然而当躁动者背后有权势撑腰时,“民粹”的理解和指涉就刻意被回避、遮掩、隐形了。知识生产者对权势的间接“输诚”、“讨好”行为,也许甚至是不自觉的,然这正说明了权力的“神通广大”。
权势者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操控、豢养或驯化知识生产者,进而利用其人塑造或引导舆论,企图借此混淆、蒙蔽、诱导民众按照其“剧本”来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和关系,于兹可谓“昭然若揭”。
虽说确有不少知识生产者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替权势者达成其目的,然有时候太过拙劣、粗糙、露骨的手法,还是容易被人一眼识破,诚如上述对民粹主义截然、公然、悍然的“厚此薄彼”、“见风使舵”态度。
也许期待媒体、文人、知识分子等能自觉、自律地不苟且、妥协,乃至依傍、顺从于权势是过于天真的。
对于知识的生产生态和机制,以及生产者的素质,社会诚应发展出某种可杜绝或抵销权势之介入、操纵,甚至垄断话语权的合理语境——其中即包括各种能保障、促进思想、言论、资讯自由、平等及开放的法律、教育、文化等建构。如此语境虽不能杜绝权势者的“舆论买办”,但至少较有利于抗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