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句古希腊谚语在这次的中国股灾（三周时间从5178点暴跌至3373点）里无情地被应验。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中国股市最具代表性的上证综指从2000多点一路狂飙至5100多点，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达到57倍，远高于美国股市18倍以及香港股市11倍的市盈率。
表面上看，这次股市崩盘是因为一个被疯狂吹大的泡沫被刺破而迅速破灭。其实，若追根溯源，泡沫的泛滥成灾，中国官方媒体充当鼓吹手般的推波助澜可谓是难辞其咎，不但在源源不断的新入市的投资者中间编制了一个一夜暴富的“中国梦”，而且还创造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牛市”的最极端版本。
那么，在这波股灾刚刚平息下来的当下，如何加大对官方媒体的约束，就是一个值得北京认真检讨和反思、并亟待规范的问题。一直被政府这只“无形之手”操控的中国资本市场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更具投机性和高风险性，既不规范、也不健康。在前一阶段股指一路高歌、股民一片狂欢之时，官方媒体，应当做的是警示风险制止狂热，需要敬畏市场和尊重市场，传递理性的声音。但令人遗憾的是，主流媒体非但选择的是沉默和观望，对种种操纵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还积极参与制造泡沫，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去人为鼓吹和制造牛市，公信力因此丧失殆尽，真让人情何以堪！
先是中国的新华社居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七次发文力挺，称“本轮牛市的格局并未因阶段性调整而改变，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牛市支持。”更离谱的是被称做中共喉舌的《人民日报》紧接著发表重磅文章，标题就是：《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尤其是6月7日股指上到5023点高位时，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到中共中央党校做报告时强调三个观点：“改革牛理论成立”、“市场不差钱”、“认为股市与经济背离的观点不能成立”，公开为鼓吹牛市站台。
一时间，市场参与者纷纷高举“炒股要听党的话”的大旗，发出“侠之大者，为国接盘”、“一万点太久，只争朝夕”的荒谬之论，公开宣称“不能再用大脑思考”。
按照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立法、行政、司法是三种最重要的权力，“三权分立”可以制约权力，防止滥权，从而保证国家政治上的稳定。
随著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媒体在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发挥著监督政府和社会的正能量，其作用无可替代。可以说，让媒体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是建立开放社会的前提，更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尺度。
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媒体的监督权也不例外。媒体报道是以遵循新闻的真实性为最高准则，应是客观和权威的。在这样的股灾面前，媒体的监督权如果遭到滥用，必然会成为证券市场更大的祸乱发源地。
在中国，官方媒体代表著一种极具特色的特殊权力。既然从国家领袖开始表态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经历了本次危机之后，何时可以“把第四种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