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台湾，不少人均提其经济成就与政治民主，如在2009年，其GDP与人均收入名列世界第25名，远高于大马的第41（GDP）与66（人均收入）。按理说，应是个人民生活无虞的美好居住地；只是，最近有本题为《台湾大崩坏》的书（2012），副题为挑战没有希望的未来，认为台湾已进入一个“四不一没有”的危险境地。
按作者杨志良教授的说法，这“四不”是不婚、不生、不养、不活，而“一没有”则为没有前景、没有希望！确是语出惊人。所谓不婚，是说剩男剩女多不胜数；不生是指生育率低于人口补充率；不养是每天有13人被弃养；不活是每天有10人自杀身亡，即几乎每2个小时有一人自杀！显见，表面富裕不等于生活品质。
为何如此？学官两栖的杨教授认为，这与台湾的资本主义型民粹体制有关。按他的分类，美国是较偏向富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国；新加坡是威权民主国；南欧诸国，如希腊是民粹型社会主义国；北欧是民主型社会主义国。
显见，民主不等于民粹，民主政治或民主治国不等于民粹政治或民粹治国。台湾的资本主义民粹表现在于，税收仅占GDP的12%，是种富了商人，瘦了人民的右倾政策；可有趣的是，这种右倾路线又与短视近利的民粹政治相结合，成了商人、资本家与“利”委（而非立委，即议员）官商勾结，苦了民众的怪现象。一方面是不愿意提高“量能课税”公平课税，他方面又不敢合理调整物价，而只能一味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而置长期利益于不顾。
伸言之，不公不义的公共政策配上人民的小我化，遂致成了人人追求短期私利的独善其身社会；其结果也致成了“四不一没有”。何以台湾人不愿多生？主因在于养育孩子成本太高，年轻人也不敢许诺自我牺牲，以利下一代。这么一来，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现在20-30岁的人，可能到了晚年以后会晚境凄凉，因为“生之者少，食之者众”也。更何况，在1995年推出的右倾政策中的左倾制度“全民健保”，也因年年亏损，而难以为继。
依我看，除了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外，当代台湾人过度重视对自己的投资，培养自己，舍不得付出，不想对不起自己的个体主义，也应是主因之一。这个倾向，也见之于日、韩、新、港，而非台湾的独有现象。只是，日、台则是，财政不佳，政府欠了一屁股债，这一代人不须等到债留子孙；只要到下半生，报应就会到来——可能再也享用不到现有的福利与健保。
要抢救这个崩坏，就得搞好廉能施政、公平加税、合理涨价与照顾弱者。只有这四管齐下，方有可能钝化这“四不一没有”。对大马来说，这个抢救方案也是颇具启示性；毕竟大马已从朋党型资本主义，演化为纳吉型的民粹型朋党主义，这个既朋党，又民粹的路线，只考虑眼前，不考虑钱从哪里来，也是很短视近利的。如何避开南欧型民粹社会主义或民粹型朋党主义，而走向德国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或北欧型民主社会主义，应是很值得探讨的道德与体制改革并行的，避免崩坏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