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目睹香港人上街抗议特首选举，顿时觉得纵使处于欠民主社会，但港人的“恐惧指数”似乎也不是很高，一般人显然越来越敢于表达不满，狠批执政当局。当然，面对“山水相连”的北方“祖国”，不少港人总有一定的被并吞或淹没的危机感，然这似乎不影响，乃至更加激发了人们严厉监督、批评、责求港当局的情绪。
相对于其他上街没那么自由，除了官方条件多多，还得准备吃棍子、蹲监牢、遭记过，甚至被暴民闹场和痛殴的所谓民主国家之人民，港人不仅享有更宽广的言论表达空间，连公共政治行动空间也比较宽敞，颇接近西方社会之“高标准”。或许早前的香港也并非如此，然他们确是有所进步，越来越容许民间自由发声，不会滥施白色恐怖来企图叫人民噤声。相比起来，某些国家在解除恐惧这一点上，根本是严重滞后。
也许，相关国际机构，如国际特赦组织，应不妨给世界各国进行年度恐惧指数调查，并以排行榜公布，这或会有助人们正视恐惧为一种“隐性”暴力的存在，并积极通过国际谴责、制裁、杯葛等行动，迫使施加或纵容恐惧的当权者反省之、纠正之。虽说如此行动未必有效，但好过漠视世界各地因恐惧而惨遭欺凌的众多受害者。
其实，自由主义之权益观原本就极强调人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就该清楚载入文明国家之宪法内，令其制度化为一种公共伦理。可有些国家之政权，不但一贯渲染恐怖，乃至还炮制恐怖来强化民众恐惧心理，再借之合理化本身之揽权，乃至滥权；及面对问责、诉求或改革压力时，则又借恶法和“合法暴力”来扫荡反对者，营造恐怖气压以脱责。
甭多说，经常承受恐惧的社会，乃无法健全发展的——尤其于思想和文化方面。毕竟“危险”或“敏感”的东西，学校不敢教、学界不敢研究、媒体不敢报、文人也不敢说、不敢写，甚至，人们皆根本不敢去面对、想像和思考之，只会委蛇、苟且地逃避、麻木、装傻。长久下去，集体的迟钝、虚假和荒谬，恐怕是必然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