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国反贪污局被赋予更大权力而易名为反贪污委员会时,曾声言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且邀请其高级官员来马面授机宜,让国人对反贪委会刮目相看,寄予厚望铲除贪腐,树立廉政风气,取得骄人的成绩。
事实并不如想像中美满,反贪会要求赋予检控权,即将调查与提控权集中一身,引起总检察署的关注与反对;民间亦不赞成执法与司法操在特定人士手上,担忧权力过大产生滥权不公现象,失去制衡的能力。
比较客观与理性的观点主张将反贪委会归于国会监督之下,包括首席专员的甄选,无法获得传统的法规接受,依旧采用与港廉署首长由特首(首相)推举的方式。
由特首推举出来的港廉署,这一回创下先例,对即将卸任的特首曾荫权展开“涉利益输送”的调查,怀疑其深圳大宅与批准数码牌照的人有利益输送。
不仅如此,还对特首曾荫权接受富豪游艇、私人飞机(便宜)旅游的“关照”援引“防止贿赂条例”调查是否投桃报李,在公取决策上有无优待回报之嫌,或面对单劾程序与起诉。另二“未来特首”候选人,唐英年与梁振英面对相同命运。
受中共祝福的唐英年,因豪宅僭建违规被调查,内有健身房、游泳池、酒窖等违规扩建;另一特首候选人梁振英亦被指在10年前漏报利益冲突,对两名未来特首的诚信产生冲击,或援引“特权法”传召供证。
香港廉政公署一向以公正严明著称,这回对直属上司(老板)、“二准老板”展开公开式的调查创下先例,姑且不论调查结果如何,惟展现不畏权势,贯彻无论官职多高无法豁免受调查的原则。
由于香港特首“换季”之际,中共国台办如何看待,或私下介入此事,势必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有人认为,三人同时被调查或涉及财团的利益,甚有可能导致二候选人无法取得过半数多数票而流产,使整个选举的公信力蒙受重大的伤害,反而促成廉署的声望如日中天。
我国反贪委会已如愿以偿,反贪会首席专员有权审核存放首相手中的一切部长高官及家属财产的文件;这一来,反贪会因利乘便,更易对付涉贪的“大鱼”, 从而改进“抓小放大”的不良印象;唯有智勇双全、无畏无惧、大公无私并向港廉署看齐,反贪会始能树立新风,协助提升我国的廉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