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教一用文字传承教学时，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佛经的结集、论典的写作，就源源不绝地成佛教教理弘扬的主要媒介。在古印度的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只有现有的佛教圣典的篇幅中，就可以想像当时文字流通之深之广，而且现在流通的经典中，还是遗留下来的，有一些部分也散迭了。
如南传系统中的巴利语系统，被认为是原始佛教圣典的结集，但实际上是部派佛教中的其中一个部派传弘的圣典，因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印度佛教灭亡时，保存下来，而印度原有的部派，所传弘的圣典，当然比这些传下来的更多，有很多是普遍共认的，也有各别部派传弘的。这些圣典有翻译成汉文的，在中国佛教的藏经中保存下来，有些是南传佛教中没有的，如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二百卷的《大毘婆沙论》，也是印度众多部派中，部帙最大的论典，比大乘佛教的《大智度论》（一百卷）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多上一倍的篇幅。
从这即可知道部派佛教时代传弘的圣典，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也可以了解佛教在传弘教法时，对文字的重视。当时传弘的弟子们，除了传承经典的结集，也经常写著论典、议论佛法，乃至以论来辩论法义。而辩论的方式，也是印度文化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家、哲学家、思想家，莫不都好辩善辩，因这是印度文化中，正理得以传承的方式，通过辩论来辨明真理正义，或教理层次的高下，愿辩服输，输者或以命，或以身来付给胜者。命者即输者断命，身者皈依胜者，或成胜者之奴仆，故印度人人好辩善辩，也蔚成文化大观而其因明（逻辑）学昌盛。
这是中国文化中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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