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于8月28日在我国上映。这部电影在大陆备受好评，大马却有网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黄金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批评。文中列举的不中听的话，其中有一句是“什么时候拍《文革照相馆》或《六四照相馆》？”。黄金祥先生没有直接回应这一点，我这就说两句。
做过学术研究的人都受过以下的基本逻辑训练：论述中不可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论点和论据，还必须讨论对自己不利的论点和论据。更甚者，还必须自觉地主动探讨曾有哪些对自己不利的论点和论据。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要求，也是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素养。但如果导师知道有哪位研究生做不到，都会要求他们必须做到。而导师本身是否做到，则要看他自己的学术功底了。
教育上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是这样教育小朋友的：如果你在成绩好的时候愿意对别人提自己的成绩，那么你就要在成绩不好时也肯对别人提自己的成绩。你是怎样的人自己最清楚，如果你不愿意未来在考不好时提自己的成绩，那么最好眼前就不要有好成绩时向别人提起。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说用“平常心” 看待就好，成绩好高兴时就尽情说吧，成绩不好消沉时就别说吧，别人会明白的。我个人认为这是种偏颇的教育。
以上的逻辑要求在生活上也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层面有几种，有的人是不知道有这种要求而做不到，而有的人即便知道有这种要求也不情愿去做。试想，根据这个要求，在社交媒体上就不应该只上传自己开心的照片，伤心的照片也理应上传才对。但，有谁会愿意负责地、不误导人地开心照放50张、伤心照放50张吗？
提出“什么时候拍《文革/六四照相馆》” 的人就是在善用这种不容易。既然个人不容易做到，国家就更不容易做到，纯粹因为国家比个人复杂得多。
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并没有否定《南京照相馆》的好，只是他们开出了一个衷心接受《南京照相馆》好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也拍《文革/六四照相馆》。
从现实和政治层面说，其实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不必去理会这些让人做完人的条件和要求。文革或六四对中国都是伤痕，他们有他们的深刻伤痛，外来的日本暴行他们会站起来反抗、谴责，难道自己的锥心之痛在心里折磨、疗伤还不够，还需要让他们做出一副自揭伤疤的姿态你才满意？从这点看，抬出这个前提条件的人是在用上文提到的自己的“不愿意做到” 去要求别人的“不容易做到”，算是违反孔夫子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例。
有过基本逻辑训练的人都知道，不管有没有《文革/六四照相馆》，都和《南京照相馆》好不好无关。但终归我们得理会他们的逻辑攻击最表面的一点。诚然，即便如果真有《文革/六四照相馆》，这些人也很可能轻易地开出其他的接受《南京照相馆》的条件，毕竟还是能有比较好。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在提出这些前提条件时，形式化死捉《文革/六四照相馆》，而没有看见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对文革反思的影视作品呢？《芙蓉镇》、《蓝风筝》、《活著》等等都不算？
如果这些都算，“什么时候拍《文革照相馆》或《六四照相馆》”就不再成立。但想必还是有人会发现我上面的举例没有包括“六四”而继续保持火力冷嘲热讽。这或许才是黄金祥先生的文章对他们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关键。浇熄冷嘲热讽的热情，靠的常常不是理性的启发，很多人都是这样打脸“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老话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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