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慰安妇斑驳的模糊身影，是老一辈华民斑驳的飘零记忆。二战时期吉隆坡的日军慰安所，至今敦拉萨路仍残留一组原建筑，每天经过这里的路人或开车族或许未曾听闻，在吉隆坡市区原来犹留存日军慰安所原建筑。慰安所是二战日军在占领区开设，专门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内置被强迫当日军官兵性奴的慰安妇，敦拉萨路这一组洋楼很可能是全马最大慰安所。
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Hirofumi Hayashi）研究，1942年日军在吉隆坡至少开设了16间慰安所，分布在敦拉萨路、叶观盛路、安邦路、辛炳路（Jalan Sam Peng）、槟榔路（Jalan Pinang）等地，据知曾经的慰安所基本上多已拆建，似乎仅剩下敦拉萨路的数栋废置洋楼，也是笔者最想一探的慰安所原址。2021年笔者在《沙登回眸：黑白年代的火红记忆》记述，一名被强掳逼当慰安妇的沙登女生，便是辗转被安置在敦拉萨路的Ngan Ngan慰安所。
2024年春节期间，吉隆坡人去车空，是一个采风的好时机，这一回目标是二战敦拉萨路日军慰安所、国家语文出版局旁的日本人墓地等。敦拉萨路最早称Circular Road，华民唤作昔乔拉律或昔桥拉律，此前笔者三番四次到敦拉萨路探寻慰安所原址，皆无功而返。这回幸得“马来亚二战导游”杨佐智领路，终于在敦拉萨路国家图书馆毗邻，一条无名的短路口寻获慰安所原址。
这组慰安所原址旧洋楼，前方已被锌板围起。二战后，这里一度被充作政府公务员的宿舍，1980年代成为林国荣学院（Limkokwing College），2003年再成SAL学院的校址，约莫2005年学院迁出即被废置至今，前方侧面墙上今犹见学院留下的SAL欢迎字样。有几组马来青年男女曾到此拍短片猎奇，他们多不知此建筑曾充当慰安所，甚至误以为战时日本女子“舒适与休闲”的住所。
在充当学院时，慰安所原址曾经整修，惟基本建筑结构不变。然而，旧洋楼废置未及20年，如今已然面目全非，野树野草横生，树干攀附墙上，树根盘踞屋内，甚至四方八面蔓延，屋顶的瓦片几已掉落满地，每个残留的窗户亦已败坏。如此破落景象，有人说晚上探看这组洋楼时，惊觉“这个地方有鬼”云云，也传出附近居民曾在窗户之间看到黑色身影，似乎一举一动皆被注视。不过，笔者向附近做生意的华民探听，却无人知晓此洋楼为慰安所原建筑。
澳洲出生的作家George Hicks，日本学者中原道子教授（Nakahara Michiko），不约而同记录了前述被迫当日军慰安妇的沙登女生。Hicks在1995年《慰安妇：日军的性奴隶》记之X女士，中原教授2000年则在马来亚大学发表论文《马来西亚的慰安妇》记之P女士。前述沙登女生原名潘亚玉，日军入侵时还是16岁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一家人住在沙登乡村（应为今沙登埠）养猪种茶。
1942年，两部日军卡车开到潘亚玉家，其父图阻弟弟被捕当场被杀，其母被日军强暴后也被杀害，潘亚玉则当场被三名日军强暴，过后押上还有两名同村少女的军车，她先被禁锢在安邦路一洋楼，后转半山芭监狱对面的太新酒店，再转至“鹅眼”的四座双层洋楼，每日被10至20名日军轮流奸污。直至战争结束才脱离魔窟，1951年潘亚玉结婚了，但她厌恶被男性包括丈夫触摸， 丈夫最终离她而去。潘亚玉晚年多种疾病缠身，曾寻求各方协助寻求公义，最终日方没道歉也没赔偿，其控诉成为石沉大海的历史尘埃。直至1997年潘亚玉病逝，公义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潘亚玉笔下的“鹅眼”即鹅岸（Gonggang），客家话两者几乎同音。不过根据最新谷歌地图，这组日军慰安所原建筑，与原来的鹅岸大路口即前称的葛尼律（今Jalan Sultan Yahya Petra）相隔了300米，广义而言尤其华民或可称鹅岸地区，但官称却是在昔桥拉律（今敦拉萨路）路边。
如今所见，这组洋楼以ABCD分成四座，每座各有两个单位如A1与A2，以此类推。每个单位的后方屋外各设有楼梯可上二楼。不过，按照潘亚玉的控诉信，每座各有四个单位（可能当时前后各两个单位），日军将四个单位打通充当一间慰安所，职是之故“鹅眼总共有四间慰安所，个别不同人操控。” 杨佐智曾为日本反战学者高岛伸欣（Takashima Nobuyoshi）教授导路，联同潘亚玉探看被弃置的“鹅眼”慰安所原建筑，当时潘亚玉犹记得她被安置在B1单位。
日本学者林博史估计，战时马来半岛至少有过千名慰安妇，单是吉隆坡便有至少150人，当中80%属本地华民女子，朝鲜女子（Korean）约20名，尚有暹罗、印尼爪哇、印裔与欧亚裔混血儿（Eurasian）女子。如今，慰安所的历史痕迹，不仅模糊也渐渐淡化了，想当年多少日军在这里干下恶心勾当，又有多少本地慰安妇饱受身心摧残，谁还记得在风声里摇曳斑驳的慰安妇碎影？
下一站，日本人墓地在国家语文出版局旁，邻近吉隆坡广东义山的一条无名小路。原来的大门前柱子写明：大日本帝国臣民之墓地，明治三十二年三月吉日建设。明治三十二年即1897年，换言之日本人墓地设立至今已有127年，那是英殖民时代拨给在马日本人的墓地。
究竟日本人墓地安葬的是什么人？杨佐智告知，日本人墓地二战前的坟墓仅有约270座，当中70%为女性，相信多为在马卖春的唐行小姐（Karayukisan），由于这些源自贫苦山村的日本女子，不少被卖到华民居多的南洋，职是之故亦称“南洋姐”，华民也昵称之“阿姑”。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的日本人墓园，历史较早的坟墓亦有不少为南洋姐。
二战前后这座日本人墓地增加约200座坟，多为战时阵亡的日本军事人员。日本人墓地设有慰灵塔、慰灵碑固不稀奇，然而设立一座“殉难碑”未免叫人惊异了，侵略他国的战死或阵亡人员称得上“殉难”吗，他们能与各地受害华民殉难纪念碑同样吗？
不过，日本人墓地倒有两座墓引起笔者注意，一为吉隆坡美以美男校中学（MBS）前校长森敬湖（Takamizu Mori），不错森敬湖是基督教徒故可出任教会学校校长。森敬湖1908年出生日本长崎，根据1992年日本杂志Himawari，森敬湖三岁随同家人移民马来亚，他们住在新古毛附近的叻思（Rasa），父母则在胶园工作，一家生活艰苦。
后来迁至吉隆坡，森敬湖在美以美男校就学，再后来成了美以美男校老师。1933年森敬湖与一名本地出生的日本女子千代花结婚，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殖民随即捉在马日本人，把森敬湖一家关押在半山芭监狱，随后押送至印度被关押在Deoli。战后森敬湖一家重返马来亚，他努力进修并成为美以美男校校长。独立前，英殖民欲迁返所有日本出生的日本人，森敬湖也在迁返名单之列，幸得校友、学生等为之求情方获准留马。
另一为大矿家陈占梅的日本妾侍，墓碑上书明“故妾滨崎シツ墓”，墓碑侧面为“阳居夫陈占梅偕男兴汉、光汉、裕汉同立”，另一侧面则为“大正六年”仙游即1917年离世，享年45岁。那个年代华裔头家娶日本女子为妾颇为流行，馀者尚有槟城的吴世荣、吉隆坡的黄伯才等。今天，在吉隆坡蒂蒂旺莎有一条路名Jalan Chan Chin Mooi纪念陈占梅，另有一条巷弄则称Lorong Chan Chin M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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