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到过砂拉越，一定对石隆门这个地名感到好奇，何以中文地名与马来地名Bau差天隔地，甚至可谓完全没有关联？石隆门距古晋西南35公里，再往西南行即印尼边境，与三发（Sambas）、山口洋（Sinkawang）、坤甸（Pontianak）等金矿区不远。Bau意即气味但多作“臭味”，缘何华民口中的金山顶，洋人眼中的淘金镇，到了马来人又唤作“臭埠”呢？
石隆门产金区矿工都是嘉应客家人。1857年石隆门华工不满苛税发起抗争，他们沿著砂拉越河下游奇袭古晋，虽曾短暂占领古晋三天，却遭统治砂拉越的“白人拉惹”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反攻，华工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当地华民认同Bau来自腐臭之说，社区领袖对外亦宣称Bau地名源自尸臭味。
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有说，马梭（Busu）和石隆门两地，遍地尽是遗尸无人殓埋，变成臭气熏天，所以马来人唤之“乌梭”与“保乌”（Bau），都是“臭”的意思。2003丘立基（吴岸）《砂劳越史话》也有类似一说，华工尸体遍野，无人收拾埋葬，石隆门的地名从此也被叫作“巴勿”（Bau），意思即“臭味”。话虽如此，马来文Bau未必是臭味也可为香味。
然而，如此恶心的地名始终叫人思疑。此前，虽有人提及1857年石隆门华工事变前，Bau地名即已见诸外国私人函件和著述，但却没有提出具体证明。几经查证终于发现，在石隆门事变以前，原来英国人多把石隆门写成方便他们拼音的Bow（与马来文Bau发音一样）！
依照这个线索，顺藤摸瓜查阅1857年以前的英殖民著述，1848年修罗爵士（Hugh Low）追随白人拉惹视察砂拉越时，曾记述Bow是个纯华民村落，一部分村民采金，一部分村民采锑（antimony，有金属光泽的类金属），另一部分村民务农，大家均分采矿的收入。还有一部1848年英国船长Rodney Mundy的著述，提及Buso与Bau可在土中淘取金粉，也是一个可挖掘锑矿的地区，他不仅提及石隆门亦提及Buso，足证Bau与Buso两地之名源自尸臭味仅为讹传！
那么Bau又是如何得名？原来，石隆门建埠之前，当地土人、马来人等称之为Ulu Sarawak，因这里位处砂拉越河上游。1770年，在印尼坤甸采金的客家矿工人多势众，华工领袖罗芳伯趁势建立“兰芳共和国”，辖区据称高达11万人，声势一时无两。由于地盘争执，1830年一部分客家矿工追随刘善邦迁移至砂拉越边界，在今石隆门帽山地区开采金矿。
陆丰客家人刘善邦先组织“义兴公司”，较后改组成“十二公司”。金矿旁是一座外观似帽子的山，黄尧与刘子敬《婆罗洲史话》皆提及Bau源自帽山的“帽”。原来，客家话的帽（mau）与Bau近音，后来便转音成为Bau了。2020年Dayak Daily亦指帽山（Mau San）乃石隆门旧埠，惟现在所立之碑却标记为Maw San。中文石隆门昔日多称“石龙门”，据称都是“石洞门”的转音。
至于Buso或Busu，马来文字典并无收录此词。黄尧把Buso写成Busu，恐怕想当然Busu就是busuk（恶臭），其实Busu比busuk少了一个尾音，而且busuk也是一种乔木的名称，不能排除马来人以乔木称谓地名之习。中文地名当地华民唤作“武梭”，不论学校或义山都是这个称呼。
石隆门事变是华工一场悲壮的抗争。话说， 1841年英人James Brooke从汶莱苏丹手中取得砂拉越的统治权，成为第一世“白人拉惹”。在这10年间，坤甸两大华侨公司争夺地盘互斗，不少矿工越界迁至石隆门，投奔刘善邦的“十二公司”。根据1998年饶向东博士著述，新矿工加入开采金矿与锑矿，“十二公司”势力不断扩大，石隆门亦渐成强力据点。
至1850年华民已达4000至5000人，埠镇上超过百间店铺包括赌馆、烟馆、妓寨，反观当时的古晋仍是一个贸易小港，其繁华程度如店铺数目不比石隆门多。刘善邦仿效兰芳共和国，建立了一个独立共和国，但1990年刘伯奎《十九世纪砂拉越华工公司兴亡史》，却称之“客家共和国”或“帽山十二公司”，台湾张维安博士则称之“帽山（客家）共和国”。
石隆门甚至自定律法，发行货币，生产烧酒。英国传记作家Robert Payne关于白人拉惹的著述中称：“砂拉越华民占据了一个特殊地方（指石隆门），形式犹如国中有国，华民靠采矿致富，他们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所有4000华民都是天地会成员……他们分居在古晋南部的七八个社区，有自己的首领、神庙与律法，军火中介不断输入武器，他们则秘密藏在森林里。”
James Brooke并不喜欢华民，但华工为国库贡献不少税收。然而苛税压榨，石隆门华工的情绪烧起来了。1857年2月18日元宵节，刘善邦率同600华工，分乘小船沿砂拉越河深夜奇袭古晋，首要任务刺杀白人拉惹，一队突袭James Brooke的王宫，一队攻击政府机构与炮台。华工顺利占领了古晋，杀死数名英人官员，又放火烧了英人住所，James在慌乱中跳进河里逃过一劫。
死里逃生的James重新集结英人军队，又招揽数千土人（主要为达雅人，Land Dayak）与马来人反击。由于对方兵力人多势众，刘善邦先返石隆门组织援军，大将王甲则留守古晋，当白人拉惹部队反攻古晋，寡不敌众的王甲率部撤离，在砂拉越河左手港途中遭狙击，即华民所谓“第一条沟”的Lidah Tanah，华工血流成河，王甲在此阵亡。2017年在这里发现王甲等人的墓碑群。
此时刘善邦率同石隆门援军，在砂拉越河右手港遭遇拉惹联军，且战且撤至新尧湾（Siniawan）山丘最高点，拉惹联军高达6000之众，刘善邦只有不足千人的部队，有说James Brooke佯装议和，当晚却发动夜袭新尧湾，刘善邦与其妹刘珍珍以及300华工战死。
拉惹联军顺势再攻入石隆门，剩馀华工仓皇越界逃至印尼，欲撤至三发时被荷兰军缴械遣散了，另有约500华民妇孺躲藏在附近山洞，被拉惹联军发现在洞口烟熏窒息而死，此洞现被称为“鬼洞”。经此事变，石隆门华工折损大半，有者称死难者在千人以上，又称保全性命有2000多人，惟James Brooke自己估计，在石隆门四五千华民当中，逃走的肯定不超过2000人，且半数为妇孺。
华裔与洋人的视角明显不同，华裔作家学者多形容石隆门华工事变为“起义”，洋人如Robert Payne则多记述为The Rebels（造反、叛乱）；华民也多推崇刘善邦、王甲等为抗争“英雄”，而洋人如英国牧师Baring-Gould与历史作者Bamfylde却称，奇袭古晋的华工有100人逃至印尼的三发，其中70幸存的华工惨被“遭强迫加入造反”的华工家人杀害！
1993年砂拉越政府建立英雄纪念碑，刘善邦是唯一被铸像在上头的抗殖华民英雄。话虽如此，由于英殖民有意无意的掩盖，有人质疑刘善邦是否历史中的真实存在？确实，在英文文献或著述中，并没有提及刘善邦其人，即便James Brooke在事变后仅称之The Rebel Chief（造反首领）而不名。
在起义与造反之外，美国历史教授Craig A. Lockard另有独特见解，所谓苛税或走私鸦片仅是导火线，他认为古晋与石隆门两大埠镇竞争，以及政治集团借势较量导致了华工事变，白人拉惹欲进一步控制石隆门，华工则为了自治权起而抗争。结果是古晋赢了，华工败因包括古晋华民（福建、潮州、广东）不支持，反而财援及提供武器予白人拉惹。
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但若华工成功刺杀白人拉惹，砂拉越历史或全盘改写，洋人很可能被赶出砂拉越，石隆门亦可能成华民统领的小国，就如坤甸的兰芳共和国一样，但最终会否同样被分化而覆灭？那只有上天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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