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人类起源地──非洲回国，开始担任亚洲大历史协会的东南亚协调员后，我就忙著著手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马的大历史该甚么写？它的根基在哪里？我冥冥中仿佛感觉到答案就落在“殖民”和“反殖民”这两个关键词里。
无论“殖民”和“反殖民”之间，谁对谁错，谁在放纵和谁在驰骋，“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相连、相牵，必能在虚寂中各取所需，而找到大马人能最终在大马落叶归根的大历史根基。
即如《庄子·天地篇》所言：“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若我此话让读者觉得属虚，是哲学的范畴，那马来电影《Mat Kilau》能称霸大马票房冠军就是铁定的事实，属实。
出于此实，也出于彼虚，多年前我答应了Cik Srikandi （一位在大马隐名埋姓的马来同胞历史作家）为她的书《刚线脉、水银血》（Beruratkan Dawai Berdarahkan Raksa）写了其中的一篇序言。
根据大历史的记录，宇宙从一开始，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殖民”与“反殖民”之战，无不在每一刻、每一时重演。造物者创造了一个平衡的世界，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宇宙中的物质（matter） 和反物质（anti-matter）必须具有相同的数量。奇怪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无论是地球上最微妙的生物如细菌，还是外太空最大的生物如恒星，几乎完全是由物质构成的。反物质去哪了？也就事说，我们，甚至宇宙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为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平衡、斗争及再平衡、再斗争，而产生。
人世间也是如此，“殖民”与 “反殖民”之间的斗争永不止息。每一个生物，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恒星，包括人类本身，总是热衷于寻找新的领域来殖民或探索。
当然，在新的殖民领域中，还有其他长期定居在那里的生物。作为回应，被殖民部落当然也会为捍卫他们代代相传的领域，自然而然地对殖民者进行激烈的抵抗。殖民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对刚刚努力殖民的新世界的所有控制。他们将战斗至死并发动一连串的反击，以永久控制他们刚刚征服的新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殖民运动和反殖民之间的交替、争锋及震撼人类世界的场面。
最好的例子是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的航行，它催生了在大西洋快速吹拂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变革之风”。这阵“风”与欧洲各国主导的殖民和贸易领土的扩张有密切关系，最终扭转了农业革命（Agriculture Revolution）时代。
在这阵大风吹起前的近一万年的时段里，农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在容纳了除欧洲文明以外，还有其他主要位于美洲、印度次大陆、马来群岛、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中国和非洲的农业文明。随著非洲和美洲的新殖民地及贸易区里的农产品、家畜和人力资源被这阵“变革之风”强制动员或进行大规模交易，农业革命的时代意义也变得越来越失去导向，最终在近乎不到300年里，被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完全取代。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迫劳动为欧洲大陆带来了“欧洲恩典之雨”，也为他日欧洲人的“进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将欧洲国家列为人类伟大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殖民部落，而无视人类自20至 30万年旧石器革命（Paleolithic Revolution）开创以来所享有的成就。
在短短不到300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开创的工业革命时代，不仅见证了倍增的奴隶、人力资源剥削，而且还看到了以国家建设 （nation building）的名义对全世界环境“宣战”，而造成的破坏，国家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或 nation-state）也随之倍数的急剧泛滥。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前，无论是农业革命还是旧石器革命时代，人类仍然是适可而止的，在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之间保持著健康的平衡。他们渐进的、谨慎地扩大人类的可控范围，土地使用覆盖率和人脉网络。
不幸的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殖民者已经失去了理智。为了成功战胜长期统治地球的其他农业大国，他们开始抛开他们古欧洲祖上的智慧。更可悲的是，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在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统治后，也步其前殖民者的后尘，以更可怕的速度继续大规模破坏人类与大自然的平衡。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将欧洲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国家建设” 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作为摸仿和想像对象，以幻想像前殖民者一样占据高位，并恢复他们在农业大国时代的荣耀。
锡克教徒联合会的马来西亚分会在公开谴责《Mat Kilau》电影沦为把其他族群描绘成“反派”及批评此电影可能导致本国种族和宗教关系不和的同时，也应邀请本国多元种族和宗教信徒一起来反思：让我们不要再掉入欧洲殖民者所输入的所谓“国家建设” 和“国家民族主义”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