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族在马来西亚的历史，若从15世纪马六甲王朝算起，也可说渊远流长。只是，华人口在本土的持续增长，主要出现于19世纪的英殖民时期。
大而化之地说，在20世纪之前，大马华社可说是中国乡土社会在本土的移植。除了讲马来语的峇峇外，多数的华族在思想阶层、制度与心态上，均表现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质。
在组织上，华族多围绕著义山如三宝山；庙宇如青云亭；私会党如义兴；或血缘与地缘纽带或传统业缘纽带组织起来自保自卫。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1858）也因为是商业组织而为了节省开支，而放任华社自由发展，直到1877年，英殖民政府才设立专事管治华社的华民护卫署（Chinese Protectorate）以逐步取代甲必丹（侨领）制与取缔私会党。
本土民族主义崛起
进入1900后，华社出现了性质上的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乡民社会逐步质变为具有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侨民社会，这自有其多元复杂的综合因素，如中国本土民族主义的崛起，新式华校与报刊的出现；南来文人充当老师与媒体人；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宣传活动等。孙便来过新马8次，也称赞华侨为革命之母。
所谓华侨，故名思义是指侨居在中国境外的中国侨民。在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华侨的抗日援中进入了高潮，也遭到日军残酷杀害（估计杀了15万人）。
1940年代，是具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只有少数能衣锦还乡）的华侨转型为具有落地生根华人的过渡期。这时期，已有一些文人提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甚至主张马华文艺应反映此时此地现实的主张。进入1950年代，这个认同转型更趋明显，特别是1955年后。
之所以，在于中国在1949年后，已与马来亚没有邦交；中国在1955年也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以减缓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紧张关系，如国籍问题；更重要的是，1955年马来亚举行了首次大选。当时大选的主题是结束内战（与马共的斗争）与争取独立。马来亚独立后，若本地华族没有公民权便没有生存发展的保障。
出于这些考虑，1956年4月27日，华社还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争取公民权、平等公民与政治权利及华语泰尔米语列为官方用语（而非国语）的运动。在1957-1958年，有约80万华族取得公民权，使华族选民从1955年大选的11％剧升到1959年的35％之高。
进入被动反应阶段
可以说，1950-60年代是华族积极争取合情合理合法权益的时代，惟成果并不理想，以致今天还延续1950年代的抗争。
自1969年513事件后，由于马来族霸权全面上升，从政治领域延伸入经济、文化、语文、教育等领域，逐使华族进入被动反应的历史阶段。1970-80年代可说是华族最郁闷不快的时代，也是积极寻思打破旧格局，寻求新突破的力图突围的时代，如提出三结合（在朝在野与民间三方合作）和两线制及独中复苏运动；惜结果亦不理想。
直到1990年代，马哈迪政权为了本身的政治生存，而逐渐放宽了多方面限制，才使华族较开朗起来。这个小开放时期也是各族关系较为舒缓平和的时期。显见政策的变化（程度上的）对族际关系有著关键作用。
期望具包容性政权
从1990年代到2004年阿都拉当首相时，也是华族较能接受既成政权的时期，反对也趋缓。只是，之后华社不满又再次涌现。这可从2008年、2013年与2018年大选中得到证明。华族的改朝换代决心可说一波强过一波。惟进入2019年后，由于新政权没实现竞选诺言，华社又陷入失望，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对选择困境。
总的来说，自独立以来，华社便期望会出现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容纳多元主义与实现较大平等的政权。自1980年代起这期望已不仅仅限于华族诉求，而更扩展到更具普遍性内容与诉求如，1985年的《十五华团宣言》或1999年的《华团大选诉求》，其内容已突破族群范围而提出更合乎普世价值的诉求，如更公平的选举与选区划分，反腐倡廉，良好治理，关心弱势群体等。
在一定程度上，1999年出现了以马来社会为主导的烈火莫熄运动也推动这个普世性价值的诉求。可以说，这是与往昔族群政治有不同性质的新政治。一般来说，华族不介意马来族当国家领导人，重点是希望这些领导人能实现更包容性与多元主义政策。关键是多数马来族是否能在现阶段接受这样的马来领导层。
可以说，华族整体上的诉求便是1985年全国华团宣言与1999年华团大选诉求的内容，如公平开明的教育政策；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捍卫基本人权；公平的选区划分；公平施政与良好治理，反腐倡廉等具有普世性的诉求。不管哪一个领导人或政党，只要能落实这些诉求，华族便基本上会给予支持。这是政策而非种族取向的诉求。
这些诉求的提出也突显，华族已是与本土共荣共存的本土化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而非过客。也因为在情感上、心态上与利害上与本土休戚与共，华族当然也希望大马会变得更好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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