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学术界与媒体有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理论，认为选举民主是打造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不二法门，也主张惟有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才拥有合法统治的职权。这种建立在人民主权，多数决的主张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只是，人类社会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与永恒不变的。
比方说，二次战后，许多新兴独立国，均走上选举民主之路，可也有不少在60与70年代转入威权、独裁或军事专政政权，以致有人提出民主崩溃论。在1989-1991的前苏联与东欧剧变中，民主转型论大行其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激情地在世界范围大力推行民主，以便实现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
推行民主代价重大
或许，这个旨在传播民主的动机是好的，只是也不免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凡事多面性，选举民主固然有其优势，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别说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达成熟的民主国，民主也会出现不少逆流，特别是在国家一面，对相对衰落时。如在二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均在多方面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方向上的发展过程中，人民也一般上显得较理性、宽容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可进入21世纪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挑战接踵而来，其人变得更不宽容，更感情用事，甚至是排外、仇外。英国脱欧与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总统便突显出，进入21世纪后，西方成熟民主模式才真正面对考验。
美国会否发动全面贸易战或欧盟最终会否解体，以致恢复到1950年代前的“战国时代”还言之过早。可以看到的是，成熟民主国未必是爱与和平的国家，如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战争；英国、法国等在利比亚发动战争，造成大批难民出现可又不负责任地拒绝难民入境，而让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内战或内斗。
这究意是什么人道主义介入？10多年过了，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选举民主有没为他们带来和平、繁荣、稳定？
实事求是地看，1990年代的民主化虽有成功的一面，也有不少失败的事例。在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非洲与南美洲，均有国家在民主化后发动战争；甚更有不少国家出现内战与种族或民族清洗事件，如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布隆迪等，均因民主化后出现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1994年的卢旺达选后屠杀死亡人数更高达几十万人！为了推行民主而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显见，讲民主人权的人或国家，也如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可以为了达到选举民主而不惜要普罗大众付出几十万人命的代价。这就是绝对主义的一种表现。
1993年国际社会逼布隆迪搞选举民主，已死了约5万人，可国际社会依然要求接受外援的卢旺达也搞选举民主，结果是死了近8 0万人；可见民主传教士也如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或16世纪与1618-1648的欧洲宗教战争那样可以狂热到为了最终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主必然带来和平？
虽说人有理性的一面，可也有狂热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一面，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就是一例。当代谈民主人权活动家，也大多数不提这事件。这里也涉及了民主对安全或政治正义（也可能是自以为是的正义）对慈悲的矛盾。选举民主是否必然带来和平、繁荣与稳定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特别是不能仅从抽象的浪漫主义角度来看这课题，也要本著具体分析的角度看课题，如分析印度、斯里兰卡、南非，甚是大马的具体情况。
西方主流学界与媒体爱称赞印度的自由民主，可印度的选举民主搞了近百年（1919年有地方选举，1937年有州级选举，1952年有全国大选），反而有愈来愈民粹的趋势，特别是自人民党执政以来，教派关系急速恶化，甚至影响到大马，如来自印度的伊教传教士扎基尔事件或马哈迪对印度的批评，导致印度要抵制大马棕油出口。
本来，在1950-60年代，第一代政治人物如尼赫鲁（Nerhu）掌权时，尼氏是致力于抑制兴都民族主义与著重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之后的世代，则只顾选票不顾国家安全和谐大局，变得日趋族群主义与教派主义，以致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族群与教派冲突。现在执政的人民党就是靠大搞兴都民粹主义上台（兴都教徒占印度人口的约80％，穆斯林占约14％）。
兴都民粹主义固然使莫迪与其人民党在去年选举中高票当选稳控议会，可其代价则是引起了少数教派的大规模抗议人民党的歧视政策。人民党固然团结了占人口多数的兴都教徒，可社会整体却日趋撕裂。无独有偶，美国的特朗普也是如此，他虽然当选总统，可其白人至上与民粹作用也进一步撕裂了美国。
其实，数人头的选举民主，本身便隐含了迎合多数牺牲少数的因素，这也是何以有不少学者主张在多元民族、宗教、语言的国家，应走共识型而非多数决民主的主因之一。
多数决民主的另一个具争议的实例是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1 9 7 2 年前称为锡兰， 它的族群结构是僧加罗族（Sinhalese）75％；泰米尔族约15％（其中约11％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另约4％是印度泰米尔族）、穆斯林约9％。这个国家在1938年便已有普选，选举历史也够长久，只是也与印度一样有日趋民粹化的趋势。
在独立初期（1948年）第一代政治人物还比较具包容性，可之后便日益偏向僧加罗中心政策，只承认僧加罗语为官方与国家语文，公共政策日益边缘化泰米尔族等。结果是自1960年代以来，族际冲突便不断出现。在1983年7月甚至发生政府军与泰米尔之虎的内战，而这个泰米尔之虎的组织又影响到大马，甚而至于有行动党党员被逮捕。
迎合多数走向民粹
在印度，是穆斯林被歧视，在斯里兰卡却是兴都教徒的泰米尔人被佛教徒的僧加罗人歧视，而两者均涉及了大马的泰米尔族，也激化了穆斯林与泰米尔族之间的紧张。
有趣的是比较而言，不论是印度、斯里兰卡或大马第一代政治人物显得较具包容性，也较世俗非宗教取向。这应与他们的英文教育背景有关。第一代受英教的精英虽具包容性，可他们的包容性却被新生代视为妥协派不够本族主义。后果便是，更具本族主义与激进的新生代选举走“民族英雄”的路线，这些民族英雄也确获得政权。只是其代价则是激化教派与族际紧张。
选举民主是建立在数人头的基础上的，这个制度的诱因便可能激励现实的或机会主义的政客走迎合多数的民粹路线，这就是多数决民主所可能致成的后果。这个迎合多数的诱因也使一些人认为，选举民主较适合同质性高的社会，而较不适合异质高的多元民族、宗教、语群社会。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凡事也是有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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