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最近的气氛很诡异，仿佛学生们都以讨论政治民主等课题为尚，似乎不议论这些课题就是“不关心时事”的表现，尽弥漫著魏晋清谈的调子。对于国内课题，这些人往往都表现著“顺应时势”的心态，因为这是一股潮流，是一股风尚。
但事实上，他们可能都不曾阅读报章，也不曾翻览相关书籍。想起不久前上族群关系课（Hubungan Etnik），部分平时爱争取自由的学子还认为爪夷文乃是作为一种语文而授课，其程度可想而知。
自然，于这些人来说，讨论“中国”“香港”是必然的。不久前还曾听闻一种论调：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年代，中立是绝无可能的，要嘛反中共，要嘛反民主。真是吊诡，其实没必要将不关心这些议题的群众贬得一文不值。有的朋友甚至指明不读中国出版的书，因为里头都充斥著“封建专制”、“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等唯物史观笔法。想当然尔，调侃或取笑武汉新冠肺炎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于这议题，我的看法和一位网友相似，他认为：实在不需要把你仇中的情绪蔓延到新冠肺炎上，更不需要因为他人亲中就叫人家移民到疫区。是的，没必要，真没这必要。
“所见”与“所闻”
近些日子对各种年轻学子讨论的“政治”、“民主”、“自由”及“人权”等人事物都感到很厌烦。一些时候，这些国际关系或政治状况远非我们想像中那么简单，其后往往牵涉一套历史、一套民族思维乃至一套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绝不是读了一两本像是《五分钟了解东南亚》或《三天读懂世界史》就能侃侃而谈的。
记得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先生说过，“所见”与“所闻”在史学中体现了一种距离，即“所见”是直接的，“所闻”是间接的，而“所传闻”又是再间接的距离了。更多时候，我们了解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的途径反倒偏向“所闻”与“所传闻”。
罗先生也指出，实际上近代以前，在外国新手段没进来的时候，很多读书人对中国的了解就是“所闻”的，基本不用“见”，也没怎么“见”。所谓“天下士”跟“乡曲之士”的差别，就在于可以通过“所闻”了解中国。“天下士”就是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想要了解天下，通过看书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后来的报纸和交通工具等来了解中国。
而“乡曲之士”为考试而读书，“闻”的和“见”的都只是当地的事，就不怎么能“闻”到天下，恐怕也不那么关心天下。可是到了近代，引进了新的交通和交流工具，就不一样了。连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也说，报纸和铁路有助于人们了解国家，其实更多针对的是乡曲之士。
这就可以看出，在“天下”往“中国”转的过程中，“所见”和“所闻”已经显出比较明显的差别了。似乎一定要去看（即要“所见”），才能了解中国，更何况是当代呢？自然，更重要的还是读书人必须得了解自己所在的国家，甚至还得从可以“所闻”到必须“所见”。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转变。
回顾本身，身处群岛的我们（年轻学子）透过什么途径了解国家，又透过什么管道理解东亚局势？我们看见事实了吗，我们看见真相了吗，还是我们掌握真理了呢？不清楚。但是否我们可以更沉著或更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些事物，而不总是带著调侃戏谑乃至于“逢中必反”/“逢港必反”/“逢台必反”/“逢马必反”的态度处理这些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