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创新理论（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与来自尼日利亚的哈佛商学院学生艾佛萨‧奥佐摩（Efosa Ojomo），尝试推翻当前学界最广为接受及运用的两种国家永续性发展理论——构思普及化（idea spillover）， 以及优质的国立或民办建制性机构（quality institutions），是带领落后国家脱贫、步向经济荣景的先决条件。他俩举证，孕育新兴市场的企业创新，才是促成一流构思迅速落地与普及化，引导国家和私人界积极投资建立优质机构的催化剂。
创造净增长利益驱动
他俩指出，类似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落后国家经济援助计划，希冀通过设立涵盖金融、司法、立法、政治、医疗、教育与社会福利等优质机构，加速贫穷区域的基础建设和经贸发展，并根除地方性舞弊。
这类型的国际援助主张，建基于一流发展构思，需要通过建制性和结构性的辅助和匡正，才能有效落实的假设。然而，他们相信，大量贫穷国家成功脱贫、或落后国家常年无法摆脱贫困宿命的案例，足以否定这些传统主张的可行性。
追根究底，所有协助催化、孕育和落实一流发展构思的良好建制，皆需要利益驱动（incentive）来维续。所有的硬体和软体建设，都需要在地永续经营，方得以长久保存、扩展和升级。一流构思（idea）的催生和传递成本极其高昂，单靠国际经援或私人捐助来维持优质机构的营运，根本无法填补这些旷时日久、风险极高的财政无底洞。
因此， 克莱顿‧ 克里斯坦森与艾佛萨‧ 奥佐摩主张， 协助落后区域脱贫的治本之道是催生开创新兴市场的创新业务（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这是因为任何新兴市场的建立，都需要引进或在地开发人才、劳力和原料的供应，并开拓新的运输、后勤支援和分销网络。新兴市场为企业和国家创造净增长的利益驱动，能够吸引更多资本家投入资金设立周边业务、创造就业机会，并建立协助新兴业务传递连带惠及地方居民的在地软、硬体基础建设。
摆脱“家长式”扶贫
这其实是非常大胆的论断：以自上而下的“家长式”推导手段（push）让资本扶贫和援助弱者，不会让社会进步（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反之，通过创新业务开创新的市场，来吸引（pull）资本进驻落后区域、制造就业机会、推动周边产业链和基建的成型，才是拉抬落后的经济体系走向繁荣和永续经营的良方。
论者没有吹捧资本主义的论调， 而是尝试在他们的著作《繁荣悖论——创新如何使国家摆脱贫困》（The Prosperity Paradox: How Innovation Can Lift Nations Out of Poverty）里，引用非洲发展的真实个案，来说明基础设施（水源、学校、交通系统和无线通讯网络等）在数年内于一些落后国家的迅速普及化，是投资新兴市场的资本所促成的。
同样数目的款项如果用来“计划经济式”地扶贫，也许最后都会付诸东流。然而多元新兴市场的建立，却会让市场参与者自发性地催生符合他们的利益与经商环境的仲裁、制衡和监督机制。这让资本在市场自由竞争的驱动，以及制衡机制的规范下，更好地释放公共物品和资源普及化的惠民作用。
综上所述，开创新市场的创新业务能够促使创业家、商家和企业，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把成本更为低廉的既有技术和资源运用在不同的商业模式中，继而使创新产品和服务变得平价并且容易获取，为购买力低的消费者提供了以前买不起或买不到的商品及服务。放眼建立新市场的创新业务不仅为创业者带来了财富，也在落后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孕育周边产业、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