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才有机会参考魏月萍的论文（《我不在家国：马华文学公民身分建构的可能》、《“谁”在乎“文学公民权”？马华文学政治身分的论述策略》），从关键词看，其作可能受启自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立场，哈金“希望自己最终既是美国作家又是中国作家”的文学双重“公民身份”。
“文学公民权”是宏观理论下跨国文学公共性的理想探路，基本上与笔者提出的“文学国籍”不相颉颃，唯微观的文学国籍较完好地解决了现实世界中（而非理论上）公民身分落实的“居住地”与“出生地”之间的矛盾与文学归属，尤其是廓清移民或旅台文学的板块认知。
采取平权态势
以广义的文化而言，“文化公民权”（包括文学主权平等）从早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左翼党派乃至公正党都有这种（部分）倾向，董教总的教育诉求策略已然采取平权态势，华语语系文学其实亦蕴含这种特质。
可是，文学超越的共同体仍需回归扎根之地—国家（狭义的文学国籍），俾追求、捍卫与实践政治超越。以文学国籍论事，乃是对宪法中多元平等精神最直接的追溯与探源。
黄锦树担忧马华文学现代主义透过中国性（如屈原等符号），为大中国收编并吞，让马华文学在意识上“永远流放”。诚然，少写台湾不代表不是台湾作家，书写异域不意味不认同台湾，尽管题材是关怀所向的投射。
然而，时至21世纪，当米兰昆德拉都用法文写作以衷感恩，这不禁让人联想及作家自我意识、身份自觉/错觉—人与文的一致或断裂？
再者，在大马否认马来语是“父文”，几近拒绝沟通；在台则夫子自道“一直自居台湾文学的局外人”，甚至台湾社会的异乡人。如此自甘离散，就是他个人式的屈原符号。
黄锦树曾批评潘雨桐是耽溺内在流离（美学）的“妾位观者”，始料未及本身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其说是“词的流亡”，毋宁是“词的移民”之“内在马华”—移民后的内在流亡。因此，关键还是个人的自我边缘心态。
黄锦树否定笔者指出“身世烙印与时空意识”与国籍的必然逻辑关系。可见，他把必然给绝对化之余（哪怕丁点关系也可以是必然），却在回应文章中，坦承马华文学于自己“一直是个烙印般的负担”—这就是（前）国籍的发酵与影响力，自相矛盾欲盖弥彰，自我佐证了两者必然关系与笔者论点并非“没有说服力”。此外，即使是国族主义，在西方已发展出若干新理论，不可一概视作“井蛙之见”。
文学国籍重要
笔者旨在就事论事，关切民族与下一代的前景，乃踏实者，却被扣上“爱国者”、“本土”（派）的反讽帽子。此类本土—非本土派二分法，可能复制于台湾人当前失衡的政治心理。考量国籍当然会有所损失，胥视我们在乎大团圆式的想像共同体（如大/小中华圈），还是持之有故地实事求是。
民间民族沟通与接近国家文学（而非乞灵或“争取国家承认”、“合为一体”）才是笔者的意图，套句黄锦树的批语：“连这一点看不懂，只能说是可悲了。”学术尚实求真，严辨缕析“入台”前后马华作家文学的边际线，也是笔者痛苦的道义。
中华民国笔会选编《台湾与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台北：中华民国笔会，2014）是大马官方成品，马方仅有一名华马作家锺健来（砂州华、伊混血）的中译作品，尽显马来语国家文学霸权。强调文学国籍，我们还能以合法的身份理直气壮地批判不公；丧失文学国籍，就连申诉哀怨的权利都没有，无异于从被迫流离进而自我流放。
同时，设若锺健来旅台或入籍台湾（砂州离台湾何其近距），能否不论文学国籍地做一番客气外交礼让，或皆大欢喜式同属二国？被张锦忠认为同属马华与台湾文学的李永平获颁今年刚揭晓的“台湾国家文艺奖”（文学类），该奖的备选资格是“具台湾籍者”，马华文坛可半分与有荣焉？为何不见华团代表祝贺与追颁马华文学奖？犹言文学国籍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