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过个好年】
大部分人认为，过年的压力来自金钱的支出，但换个角度想，年和钱，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老吉隆坡人从前常说“下坡办年货”，指的是到茨厂街购物并感受佳节气氛。好几个时代下来，当地商家对过年这件事一直深有感受，著名福建炒老字号金莲记第三代传人李庆进和茨厂街老街重生计划成员洪良友比较从前和现时的年味，认为年过得开心与否和财力无关，反之物资的富足、事事能用钱解决的便利，让农历新年少了些滋味。
由茨厂街老街重生计划团队策办的“来，下坡办年货”嘉年华原先计划在农历新年前，连续3个星期举办，虽说最终因未能及时获得市政局的准证而无法如期举办，但已成功勾起许多人对下坡办年货的怀想。李庆进透露：“从前华人集中在茨厂街，所以贺年卡、贺岁专辑、饰品、腊味、水果、爆竹、衣服鞋子包包，所有你想得到和过年有关的，只要来一趟茨厂街就能一次过买到，不需要到处去找。”现时人们更倾向于到大型购物商场办年货，同样可以一次性购得所有必需品，李庆进指，这样的现象，并非近年才发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慢慢转变”，他笑言：“因为金河广场出现了啊！后来还有香港商店（现称富都广场，Pudu Plaza）等大型商场涌现，它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冷气。”金河广场1977年开业，里头应有尽有，是当时最时髦的地区。
团圆饭 延续传统
11岁就在茨厂街半工读，李庆进忆述超过半世纪以前的盛况，“以前过年的前两个星期，这里就已经非常热闹，摊贩每天营业到午夜12点，隔天早上7点又继续做生意，因为货很多，能休息的时间也不长，就干脆不回家，直接睡在档口，从街头睡到街尾，有的还会借用我们店的桌椅喝茶吃东西，满满的都是人。”他指，那时候大部分人一年到头都辛劳工作，只有新年期间才会稍作休息，“这里的摊贩大多新年赚了钱，就会出国玩一阵子，比方说去泰国一星期。 ”
李庆进说，总觉得那时候的年，过得特别有味道，而这很大原因来自筹备的过程不马虎，“除夕夜吃团圆饭是传统，但现在的人很怕麻烦，越来越多人去酒楼订一桌，吃了就算。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以前兄弟一定带著家眷回老家吃饭，现在上酒楼吃，吃完各自回家，某些家庭成员没有出席，也无所谓。”洪良友是道地的吉隆坡人，他附和：“吃团圆饭可能只是2小时的事，但在准备的过程中，婆婆会和媳妇、女儿们交换做菜心得，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男人则喝喝酒聊聊天，我觉得这个等待开饭的时间很重要。”
李庆进接著说：“酒楼几千块一围菜又如何，你吃不到自家籍贯的年菜。酒楼的年夜饭有分广东菜、客家菜吗？每一桌吃的都差不多一样，而且那些菜色平常也吃得到。”他强调，花多少钱吃年夜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必须延续，“没有钱不要紧，开心就好。年夜饭普通吃也是一样，只要大家和和气气，有说有笑。人家说‘年年难过年年过’，经济不好就吃少一点无所谓。”
李庆进育有4男3女，农历新年的花费最少要4万令吉，光是员工的红包就得用上1万令吉，“所以说做老板的人才最怕过年，因为生意的关系，我要拜神、请舞狮、请吃饭和喝酒，还要装饰店面，买灯笼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指，华人新年，除夕到十五，有许多风俗，比方说初一接财神，初二开年，初三拜访亲友，接著是人日，初八福建人还要拜天公，最后则是元宵，每一个都得花不少钱，“但华人的心态是这样的：一年一度，开心最重要，所以新年期间花钱，不感觉心痛。”关于这一点，他不讳言，多少和华人爱面子有关系。
动手制饼做装饰 重现昔日年味
作为“来，下坡办年货 ”嘉年华的策办人之一，洪良友坦言，这个项目最主要是让人们重温一块儿准备过年的心情，“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庆典，每年都举办，大家过来也不是真的非得买点什么，而是一起体验‘准备过年’的感觉。
现在到处都强调商业模式，大家出门就要花钱，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打造文化街，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让人们可以只是‘看一看’或者稍作体验。”他透露，自己的原生家庭卖肉骨茶，一年365天只在新年前后休息6天，“所以新年是我们一家人唯一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以前生活比较匮乏，只有过年才会买几件新衣服，也才有机会吃肉干，但现在不一样，衣服平常就在买，肉干想吃也随时买得到，所以我们更想强调‘过年是什么？’、‘过年有什么意义？’。”
洪良友认为，新年的意义是为新的一年做规划，为更好的生活做准备，“这种时候，就该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我们原本策划的活动包括准备炭火和做粿加必（Kuih Kapit）的器具，让参与嘉年华的一家大小一起动手做。一罐年饼要价约25令吉，我们收个12令吉的材料费，主旨是让现代人有个体验，大家重回茨厂街这个地方，一起为新年做准备。”今年42岁的他笑称：“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珍贵‘过程’。”
育有10岁和7岁孩子，洪良友每年新年的开销至少要几千令吉，主要用在长辈的红包上，其他方面，他相当懂节约之道，“我太太是吉兰丹人，初二就陪她回娘家，回来吉隆坡时，大部分人已开工，所以会上门拜访的人不多，现在也很少有朋友会一家一家去拜年，都是在外头聚会居多，所以家里其实不需要买什么年货。”太太会带著孩子一起做饼干，孩子们上的绘画课也会趁著新年教他们做相关的手作，他说：“孩子的手作直接挂起来当新年装饰，有意义又省钱，虽然他们做的饼干真的有点丑，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但收到的人很高兴，觉得这才是千金难买的心意。”一旁的李庆进接话：“其实以前就是这样的，家家户户在家里做（年饼），然后送来送去。”有钱没钱，年都得过，对李庆进和洪良友来说，与其讨论没钱过年压力大，倒不如想一想如何在现有的环境里，发挥创意制造快乐，一如茨厂街现时的状况，即便昔日荣景回不去，也不该放弃努力突围的机会。
贺岁新歌万变不离其宗
数码化时代，实体专辑还有没有人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贺岁专辑虽是大马独有文化，但若只在新年期间派上用场，经济不宽裕时，即使不买，似乎也无妨。被誉为本地贺岁专辑金牌制作人的邓智彰已连续12年为Astro电视台制作贺岁专辑，此前也一直是经典品牌“八大巨星”贺岁专辑的一员，他透露：“据我所知，Astro专辑的销量一直都保持得不错，虽说电视台出贺岁专辑，不把赚钱摆第一位，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亏本生意。”他指，作为中文电视台，在华人最重视的节日有所动作是必须的，但比起赚钱，更多时候是在创造一种情怀，“其实我挺感激Astro的”，他笑说：“不是因为他们一直找我，而是他们把新年歌带到另一个层次，很多小朋友因此知道大马的贺岁歌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这一代有过年听新年歌的记忆，将来必定也会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
Astro、首要媒体等电视台的贺岁专辑除了光碟，还包括吉祥物公仔等系列商品，邓智彰认为，当中有一种无形的魅力，“很多人乐意收集这些公仔，专辑也因为有这些周边商品，而有了附加价值。”他认为，新一代惯于在串流平台上收听歌曲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策略上要有所转变，我觉得贺岁专辑会一直存在，10年后人们听歌的媒介或许不再一样，但实体专辑不会被淘汰，而是以珍藏的目的存在著。”相比电视台较为年轻化的贺年歌曲，偏向传统的贺岁专辑是否深受打击？邓智彰并不认同，“事实上，是因为电视台本身就有宣传的功能和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人错以为传统贺岁专辑已被取代，但其实《大地回春》、《恭喜恭喜》这些歌还是很多人在听。”
一张贺岁专辑的价格约30令吉，和流行专辑的至少40令吉相比，相对较低，邓智彰有感：“贺岁专辑的价格是合理的，歌曲创作、音乐视频制作、宣传行程等，都得花不少钱，要有盈利才能继续制作。现在出唱片这件事已经越来越少人在做了，也没有多少公司愿意栽培新人，所以，若你真心支持一个艺人或歌手，就买张专辑吧，这么一来，这个产业才有可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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