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够力了,(扣留所里)这么多人死,为何这么多人死?”一个艺术工作者在参与有关扣留所死亡的工作坊后,表现激动。
他目前正与朋友制作剧名为《不见人影》(Di Luar Bayangan)的影子戏,以把扣留所死亡的故事呈现出来,希望唤起更多人关注此课题。
人民之声槟城支部秘书处成员罗贵玲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回顾,我国发生不少扣留所死亡事件,但由于很多案件都在审讯中,无法公开讨论。她前年看到一个于2012年死于扣留所的罗里司机詹德兰的案件,高庭于2017年宣判,基于警方失职导致詹德兰死于扣留所,警察及政府须需赔偿35万7000令吉给家属,所以就打算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罗贵玲也是一名影像工作者,她说,一开始有考虑拍纪录片,但后来觉得影子戏更适合,这是之前在观看影子戏艺术家朋友的团队(Plasticity)演出时的感想,事后询问他们是否有意参与时,他们很快就答应了,结果共有7人志愿参与。
“有别于纪录片或舞台剧形式,影子戏相对可以比较不那么直接,借助在布幕后和影子的表演,增加和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较有机会在当下有更多思考和情绪抽离的空间。”
她说,人民之声于2018年举办了有关扣留所死亡的讲座和工作坊,有一个已有意参与制作影子戏,但之前从未接触过此课题的人,在出席工作坊后,就出现了以上那激动的反应,让他更坚信要参与此计划。
他们今年2月已完成8分钟影子戏的预演版本,预计长达25分钟的完整作品可在6月出炉,到时除了呈现影子戏,也会同时办讲座,内容包括探讨詹德兰案件,扣留所死亡、警察权力。
她认为,与其在表演厅里呈现这种作品,更适合的地点是人民组屋,因为那些缺乏资讯的低下阶层有较高风险会面对扣留所死亡的问题,他们目前计划前往槟城和吉隆坡的人民组屋表演。
罗贵玲也认为,除了提高民众的醒觉意识,更快可减少扣留所死亡的方式,就是培训警察。
“这可参考菲律宾的例子,我不认为警察本质上是坏人。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人权知识,因此应在培训时加入人权课程,我认为这会大大提升警察在处理案件的意识。”
她也认为,警察福利需要受到关注。曾有个退休警察参与他们的活动时分享,任职警察是很压力的,就连警长的办公空间也很小,福利很差,更别说警阶更低的警察。
她说,该前警察分享,他们抓人后,要在短时间内收集证据,又需达到关键绩效指标(KPI),所以就需打骂嫌犯。
“他说,我们警察除了骂和打,没有其他比较聪颖的方式。但其实专业的盘问,可看面部表情,测谎等,但根据那个警察,没有这种培训。”
她比较说,印度某区的警察就有更好的培训及良好的软硬体设施,如要问话时,一定要去拥有特定硬体设施如闭路电视的房间问话,警方也会接受不同盘问方式的培训。
12小时内没药物 詹德兰就这样走了
患有高血压的詹德兰,被警方逮捕后精神状况已经非常不佳,还被独立扣留在没有厕所及睡床的单人房里。在12小时内,警方没有提供食物和药物给他,也没让他上厕所,然后他就在扣留所里死了。
罗贵玲表示,在这宗案件中,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看了扣留所内的闭路电视,当时詹德兰寒冷疼痛地畏缩著消瘦的身躯,躺在冰冷的洋灰地上。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判断,这个人需要帮助。
“根据闭路电视,詹德兰在2012年9月10日早上7时许已失去知觉,警察在12小时内,都没有提供药物和食物给他,间中只有个警员来望望而已,前者在同日傍晚7时被发现已死亡。”
她指出,詹德兰是因涉嫌绑架婴儿被抓的,而影子戏的内容会讲述詹德兰如何被抓,以及在监狱里的状况,而他们的资料主要源自法庭审讯的逐字稿。
她解释,詹德兰是从朋友A口中得知,有个印尼人生了儿子,但因后者和妻子没有合法文件,也负担不起生产费,因此想把孩子送人或卖掉。
“詹德兰听到后,知道他的姨丈R结婚多年后依然没有孩子,所以就问问他的妻子意见,之后他妻子就去问R要不要这个孩子,结果R之后就领养了这个孩子。”
“詹德兰在这事件中参与的部分,就只是向太太提起。结果A、R和他都被抓了。”
她说,尽管詹德兰有高血压,他老婆尝试拿药给他但不果,而且他当时很压力,因为不懂自己为何被抓,他一直想不通,就有点疯了。
她表示,当警方申请延扣詹德兰时,他已经神志不清,所以被推事指示带到医院接受治疗,但警方没有这么做,反而将他扣留在单人房里。
“在这12小时之间,如果有人给他食物,或者开门问他是否要去厕所,任何一个警察都有可能发现他有异样的。为何没人这么做?而且他的死因是高血压,(警方)都没有给他吃药。”
她补充,R也患有肾病而需要洗肾,但在被抓期间也没获得洗肾服务而可能有生命危险。
“影子戏要凸显的是,他们的医疗需求未被满足。”
扣留犯不省人事 警察强调没碰触
罗贵玲分享出席审讯的经验说,很多警察供证时都会一致撇清关系,强调本身没碰到扣留犯。
曾出席数十场审讯的她,也向记者分享其中一宗监狱猝死的案件。死者卡玛鲁尼詹是于2014年在一宗偷窃案中罪成后,原本理应送往打巴监狱,但警方却先把他扣留在大山脚柏达城警局2天,他在送往打巴监狱隔天就死亡了。
家属基于死者身上有多处瘀伤,而入禀法庭起诉政府和警方。高庭去年基于警方非法扣留及疏忽致死而宣判家属胜诉。无论如何,基于家人认为死者身上有多处伤口,而不是法医指的肺部感染,因此认为正义仍未获得伸张,会做出上诉。
罗贵玲以这宗案件举例,警察供证时说当时看到卡玛鲁尼詹侧身躺著,一动也不动,当律师问警察是否有尝试弄醒他,但警察的答案通常很标准,就说完全没动他。
“律师就问,很奇怪,身为一个人,特别是警察,当你发现一个被扣留的人躺在那边,好像不省人事,难道你不好奇,想要去动动他,叫醒他?”
她说,其中一个警察回答没有想去动他,一个警察有说用水泼他,但强调没有动他,但其他警察都回答立刻打电话给医院。
“这很不逻辑的,当你看到一个人这样,一定会要去检查他是生是死。为何你一看到他就要打电话给医院,难道你知道他已经死了?无论如何,最基本的反应是,你看到后会先把他转过来,但警察一致性地说,没有动他。”
罗贵玲表示,虽然法医指卡玛鲁尼詹的死因是肺部感染,但其实他在死前一天曾因腹泻去牢狱医疗诊所就医,当时除了腹泻以外,健康状况良好,肺部感染并非突发病症,这成为了很有利的证据,证明他当时是健康的人。
每3天就有2人死亡
国会资料显示,从2010年至2017年2月期间,我国共发生了1654宗扣留所死亡的案件,这等于每年平均发生236宗,每3天就有2人死亡。
消除扣留所中死亡和虐待(EDICT)人权组织发言人拉玛纳登表示,当中巫裔占63%、华裔13%、外国人和印裔各占11%,这包括死于爱滋病、癌症和心脏病的。除了9人自杀,当中没有非疾病致死的。
“政府并没有定期发布相关数据,因此我们获得资讯唯一的管道是国会。”
他说,基本上他们难以获得因被虐待而在扣留所死亡的相关数据,而且一般上被虐待的被捕者和扣留犯都没有报案。即使他们报案,这些数字也没被公开。
“只有在受害者对有关当局发起民事诉讼的新闻被报导时,公众才知道发生了暴力事件。”
被警方逮捕的人都是坏人,就算被虐待或死于扣留所也是活该?
罗贵玲认为,其他课题如家暴很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扣留所死亡的课题面对的挑战是,很多人认为他们就是坏人。
但她以詹德兰举例,他有6个女儿,他老婆说他是很贴心的丈夫、跟家人关系很好,并会每天打电话回家,而且时常打电话给每个家人,但事发当天突然没打电话回家。
“很多人对被捕者的印象是,他们是坏人,有些是该死的,所以我们要在皮影戏中凸显他平时的生活,其实他是普通人,只是因为某个原因被抓。”
拉玛纳登则表示,詹德兰是一个很好的员工,他老板很欣赏他,因为他勤劳,也不会与人争吵。
EDICT助受害者家属索赔
自消除扣留所中死亡和虐待人权组织(EDICT)成立以来,已协助受害者家属在民事诉讼中打赢多场官司,让家属们获得数十万令吉赔偿。
拉玛纳登举例,高庭宣判詹德兰家属获得35万7000令吉赔偿,卡玛鲁尼詹家属也获得15万令吉2000令吉赔偿。
他指出, 该组织可为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谘询,并提供如何更有效处理这种案件的培训,同时也会挑战扣留所虐待和死亡案件的官方说辞,并公布审讯过程的报告等。
他也列出EDICT处理过的部分案件,如25岁的赛阿兹兰被逮捕后,身上出现61处淤伤,之后变成尸体被送入医院;44岁的奔能迪被捕后,也是变成尸体送入医院,验尸庭的审讯揭露,虽然警方知道他刚进行心脏绕道手术而需定期吃药,但闭路电视显示他并没有获得及时的医疗援助。
他不满,尽管一些涉案警官被起诉的案件仍在进行中,但他们仍获得升职。
他也分析该组织处理这些案件的感想说,由警察和副检察司进行的调查并不够全面,似乎是要让涉案警察脱罪;警方的证人和副检察司也努力要证明扣留犯在送进医院时是活著的,即否认是把尸体送进医院。
“验尸庭审讯的进展很慢,可能是因为验尸庭法官还需处理很多其他非验尸庭的案件。我国的验尸庭法官也未受过特别的培训,不像英国和澳洲般会指导调查方向。”
但他欣慰,一些法官愿意宣判让受害者家属获得巨额赔偿,以“发出讯息给有关当局”。
拉玛纳登认为,造成扣留所死亡的原因,包括警察未被训练人性化对待扣留犯。相反地,他们认为扣留所是一个让嫌犯受苦的地方,好让他们更容易认罪或供证。
“扣留所的拨款不足,政府的监督也不足。举例,莎阿南扣留所的中央通风系统已经数年无法操作,扣留犯获得的食物拨款只有每天9令吉而已。”
他说,扣留所职员也宣称,有时扣留犯会延迟获得急诊治疗,是因为调查官需要先安排护送去医院的程序。
“高阶警官也没意识到扣留所里不卫生的环境,对低阶警官构成的风险。”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检讨给予警官的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在警察法令下的责任,即照顾嫌犯的福利,同时需在有强力证据下才进行逮捕行动。
“政府也要检讨给予扣留所和监狱的拨款。”
他要求政府检讨有关警察盘问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公开此程序让所有人了解,同时也要求政府公布检讨扣留所和监狱的报告,如确保负责巡视工作的监狱太平绅士(Visiting Justices)有效执行任务,并拟定计划来纠正所观察到的问题。
他也促请政府定期每季公布数据,当中不只是涉及扣留者死亡、疾病和虐待案件,也包括官员们感染传染病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