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幻想、疯癫、具攻击性甚至会杀人,这是不少人对精神病患的印象。当社会大众见到精神病患,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有意无意的闪躲,其实这些都是对病患的二度伤害,只要针对精神病的污名无法挥去,精神病患就无法拥有健康及平等的生活空间。
其实,精神病就像其他疾病如高血压、胆固醇或心脏病,只要获得正确的治疗,就能控制病情,大众若能打开心房了解精神疾病,塑造一个零歧视的社会,将有助他们康复。
根据2015年国民健康和发病率调查(NHMS)报告显示,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为1440万人,其中29.2%即420万名16岁以上人士面临精神健康问题。
这也意味著,我国平均每10人中就有3人患上精神疾病,比起9年前即2006年的11.2%暴增了至少两倍,尤其病患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情况不容小觑。
具18年精神科诊治经验的执业医生刘建利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我国精神病患者人数日趋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我国人口比例上升、醒觉意识提高、家庭结构改变及大环境更具挑战性等,都易诱发精神病。
他说,多数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尚停留在片面,认为精神病就是俗称的“心理有病”,但精神病实际上是脑部功能失调所引发的精神障碍。
他透露,精神疾病在医学上分为多个范畴,细分之下远超过50种,包括常见的精神错乱(如精神分裂症)、情感失调(如忧郁症、躁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儿童自闭、过动及老人失智症等。
“大家都以为有精神病就是发疯,实际上一些精神病如忧郁症是普罗大众都可能会罹患的,忧郁症患者的思维仍和正常人一样,只是他大脑负责情感的部分失调罢了。”
他进一步解释,至于令人听了提心吊胆的精神分裂症,其实是多巴胺分泌过多造成的现象,它属于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会出现妄想、幻听及思维紊乱等,数据显示全球1%人口患上精神分裂症,一般都是遗传因素造成。
他列举导致精神病的几个主要因素,包括家庭遗传、过去的心灵创伤、面临巨大打击及家庭环境等,甚至生理上的病痛也会诱发精神疾病。
“较少人知道,生理病如身体甲状腺过高或过低、红斑狼疮症、肾脏病及癌症,都可能导致脑细胞出现异常,进而引发精神疾病,少数癌末病人会因新陈代谢紊乱等,陷入情感失调。”
谈及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是“计时炸弹”,随时可能造成安全隐忧。刘建利澄清,据研究显示,只有少过1%的患者具攻击性。他笑言,自己多年行医诊治各种精神病患,也未曾有被攻击的经验。
他指出,精神病患比起伤害其他人,其实更多会选择自残,严重者还会有自杀倾向,忧郁症患者中有50%会有自杀倾向,这是令人担心的。
“他们反而是被忽略、歧视、边缘化的一群,他们没有控诉我们,我们凭什么控诉他们?他们一直以来都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他表示,若精神病患或家属面临突发性的暴力事件,如病患造成家人或本身的安全威胁,家属可直接将患者送到医院急诊部接受治疗。
询及许多患者都因担心副作用而害怕吃精神科药物,刘健利坦言,每种药都会有副作用,从前精神分裂症药物的副作用会让人变得迟钝、颤抖及舌头僵硬等,但目前这些药物副作用已大幅改善,民众不必担心。
“随著医学进步,新药物已非常安全,若病患服药后出现不适,应找主治医生商谈做出调整,而非自行停药。”
推动精神病教育工作解迷思
“过去社会无法从正确管道获取精神病资讯,导致社会大众对精神病存在许多迷思,进而把问题归咎给个案本身,常听到的说法就是患者是因太悲观、想不开等才会发病。”
刘建利也是马来西亚卫生部促进精神健康顾问团团员及麻坡苏丹娜法蒂玛专科医院前精神科主任,有感大众因不了解而抗拒精神病患,他多年来致力于社区推动精神病教育工作。
他表示,这些其实关系到个人成长的环境,及从小到大如何面对社会压力,一些人确实抗压能力强,不容易被打倒,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如今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件,都在在反映出社会缺乏正面教育,导致大众对解决冲突及处理压力等一无所知,因此希望政府加强宣导这方面的教育。“
刘建利说,人若达到心理进展的最高层次即自我认同,心就会安稳下来,他鼓励大众多参与服务团体,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当儿,也能获得自我肯定,是一剂好的心理良药。
认知不足 民众不懂向谁求助
国人对精神领域认知不足,包括对精神科医生(Psychiatrist)、临床心理学家(Clinical Psychologist)及辅导员(Counselor)的角色感到混淆,不知该向谁求助,三者实则处于不同范畴。
刘建利解释,精神病学(Psychiatry)是一个大主题,心理学及辅导则属于其支流。他一般建议有病征的民众,可先咨询有精神科经验的医生,由医生判断病情后再进行转介。
他进一步解释,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及辅导员都有差别,如精神科医生具医疗资格,可开处方配药;临床心理学家可通过心理治疗协助患者,但不可开药;辅导员则可聆听及陪伴患者,给予心理支援。
然而,国内精神科医生严重不足,全国仅有300多名精神科医生。柔佛柏迈医院前院长兼资深精神科顾问医生阿都卡迪尔受访时透露,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应在1:1万,但我国目前总人口为3266万人,医生只有300多人,医生多严缺可想而知。”
“我国目前有4家精神病院,分别是霹雳州近打幸福医院、柔佛淡杯柏迈医院、沙巴和协医院及砂拉越圣淘沙医院,一般县级的政府医院也会有精神科医生驻诊。此外,45个政府医院设有精神科部门,全国各地的政府诊疗所也提供精神病早期诊断及治疗服务。”
他表示,我国精神科医疗设施这些年来虽然有进步,但整体而言仍不足。因此,他希望政府积极加强其他措施,如社区性治疗方面、家庭支援群组及举办更多精神健康醒觉运动。
卫部推展社区精神科治疗服务
我国对精神病患提供的医疗资源仍不足,卫生部近年致力推展积极措施如社区精神科治疗服务,方便患者在不必去医院情况下,可到住家附近的社区精神科中心(MENTARI)持续接受治疗。
阿都卡迪尔透露,我国目前还需更多社区精神科中心,在各个社区为面临精神健康问题者提供服务,以舒缓目前整体医疗设施的不足。
他说,全国目前有12所社区精神科中心,中心内拥有驻诊医生,其提供的服务包括筛查、诊断及为任何患上精神障碍的病患进行初步治疗等,中心采24小时营业的开放式空间。
“精神病患与普通人一样,都需要家人关心及熟悉的环境,因此有了社区精神科中心,病情较轻或已好转的患者可在家休养并定时到离家不远的中心复诊,这将有助他们更快好转。”
他指出,社区精神科中心不只为精神病患医病,也为康复的病患寻找合适工作机会,通过管道协助病患重投社会,重建他们的信心。
据社区精神科中心2017年的统计,37万7238名被列为残障人士(OKU)的精神病患参与社区精神科中心的支持工作活动,一般都是基础工作如收银员、守卫及工人等。
刘建利坦言,实际上已痊愈的精神病患要寻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雇主及同事很可能因不了解他们的经历而感到抗拒排斥,通过社区精神科中心向雇主洽谈解释,他们理解后接受度会较高。
精神病患犯案未必无罪
因对精神病患犯罪所须担负的法律责任认知不深,一般人以为“精神病患犯案无罪”,受访律师强调,上述说法并不准确,若要以精神病脱罪,门槛不低。
对于普罗大众的上述误解,执业律师傅庆隆解释,从法律角度而言,被告若要以精神病作为抗辩理由,就必须证明犯案时的精神情况,是符合刑事法典第84条文所阐述的,才能免于刑责。
刑事法典84条文的诠译是心智不健全者(unsound mind)所做出的行动。一个人在做出一项行动时,因其心智不健全,无法知悉该项行动的性质,或分不清其所做的是错的,或违法者,其所做出的任何行动,并非犯罪。
他说,一般辩方会提呈由精神病专家鉴定的医药报告作为证明,或通过专家对被告做精神鉴定,法庭会再结合其他证据如警方调查报告等做出研判。
“法庭会考量当时被告的精神状况,有时即使被告确实有精神疾病,但只要证明他是在清醒状态下犯罪,被告还是得负上刑事责任,因此要以精神病脱罪,门槛实则不低。”
他也以一些社会常见的个案举例,一名患有产后忧郁症的母亲致死自己的孩子,纵使该名母亲可能在控告过程中康复了,但若证据显示她犯案时病发,在刑事法典84条文下仍可摆脱刑责。
他强调,若被告是因自身原因诱导的精神错乱,如喝酒或吸毒后犯罪,是不能在刑事法典84条文下脱罪。
“患精神病的被告即使被判无罪释放,但仍会交由马来统治者发落,遣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家属不接受事实 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期
社会为精神病患冠上的各种污名挥之不去,导致患者往往无法突破心理障碍,在第一时间向外求助,以至常常出现耽误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的状况。
阿都卡迪尔坦言,直至今日大众对精神病患的负面印象仍难以根除,导致病患及病患家属都不愿接受事实前去治疗,担心这个“标签”会成为永久的疤痕。
他坦言,许多家属往往宁愿选择相信怪力乱神的治疗偏方,也不愿带病患接受正规治疗。
他提醒,这种想法必须被纠正,因为唯有尽早接受诊断及治疗,才能尽快康复。
“所有人都必须增强对精神病的认知,才能根本改善上述情况,因此相关单位必须积极举办精神病醒觉运动,打破大众对精神病存在的种种误解。”
柔佛精神健康协会会长侯金成赞同上述说法。他说,病患治疗路上面对最大的问题,往往在于本身或家属不接受亲人患病的事实,导致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时期。
他感叹,精神病治疗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家属在短时间内要调适心态照顾病患,以至学习如何与病患沟通,甚至处理各种危机,是极具挑战性的。
“我见过的个案中,许多家属宁愿求神拜佛或相信偏方,都不愿带孩子到精神科治疗,不然就是家长没信心和耐心,看孩子服药2周仍不见好,就不再让孩子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