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柔州金金河化学污染事件爆发后，再度敲响了河流及水源污染的警钟，但我国在对抗毒河的整体情况似乎未有多大改善，国内各地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传出工业废水污染河流的事件。
其中包括上霹雳宜力雷河出现致癌物质——砷、柔州文律河及甲州巴登马六甲河含氨量超标，还有雪州仁嘉隆电池厂泄铅，邻近新村受毒害等，皆是在金金河化污事件爆发后所发生。依据气候变化及环境部去年9月所发布的2017年水源研究报告，全国的472条河流中，仅有一条河流，即柔佛杜康峇都河被列入第5级极度污染级别，或俗称的“死河”，河水不能进行任何用途，包括饮用、休闲及灌溉。
短短5个月后，该部部长杨美盈接受媒体专访时却坦言，国内被评为“死河”的河流已增至25条，其中16条位于柔佛州、5条在巴生、槟城及马六甲分别有3条及1条，另有7条河流被列入第4级别的污染。
从而可见，尽管社会开始关注，政府有意加强执法，杜绝河流及水源受污染情况恶化，仍面对著好些阻力，如不法业者以“打游击”的方式随机“投毒”，执法单位难监控等。
从事水源研究的工艺大学教授莫科达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除了不法业者随机“投毒”，现有法律存有的漏洞，也让不负责任的业者得以投机，在合法的情况下毒害河流。
无法将厂方定罪
政府虽已针对工业废水的化物质浓度（mg/l）设下标准，但这些标准仍存漏洞，他举例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下，政府监控厂商排出的污染物质，皆以浓度为标准，但其实以污染物质的容量（loads）为标准，才是理想。
他解释， 污染物质的容量是以污水流量（ flow ） 乘以污水浓度（concentration）而得（容量=流量*浓度），若只检测浓度是无法计算出废水整体的污染质含量。
“打个比方，若一家工厂依循环境部的重金属质浓度标准排污，但，要是该工厂排出污染质液体流量高，这就会提升污染质在河里的含量。”
他指现有法令下，工厂无论是排放多少的有毒物质，只要浓度低于触法的界限，还是符合规格，可是有毒物质的浓度虽然不高，同样会造成河流污染。
“尽管我们算出一些工厂排放污水污染质容量高，也无能为力，明知厂方排入大量的污质，依然不能将其定罪。”
鉴于此，他认为，立法者应从更科学的角度拟定法令修订案，将检测工业废水的标准，从“浓度”换作“容量”，当然加强刑罚及确保背后涉及者难逃法律制裁，也是修订法令所需概括的。
不法业者省成本 河流投毒难防范
夜深人静时，运载废料的罗里从工厂离开，前往郊外偏僻地区，将工业废料或废水倒入河流，尽管隔日一早，下游的居民发现河水有异，但已无迹可寻。
大马自然协会署理主席周国球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除了厂方有意或无意地泄毒，乃造成河流污染的原因外，河流投毒者是让人最难以防范的。
他说，不法业者选择以投毒方式处理工业废料或废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方便及节省成本，二则是相关人等为非法工厂，所以更肆无忌惮。
“一些厂方为节省数万至数十万令吉的过滤及处理污水成本，不惜破坏环境素质，将工业废料包括含有化学物质的污水倒入河里。”
周国球也透露，绝大部分将废料倒入河的厂方，皆有相同的习性，即夜间行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排出污烟污水或将废料载至偏僻的地方倒入河流。
“此类厂商多数未依循环境部制定规格，安装污水处理系统，也不愿付费给合法污水处理厂进行过滤，以至于采用‘夜间倒河’的方式。”
至于无执照的非法工厂，他指因为无需更新执照，也无需环境部的审核批准，所以情况更加无人管、无人追究，为所欲为。”
然而，他表示，其实对付这些不法业者，政府早已有明文规定，只是业者没依循，政府也没执法。
“有上述种种非法及偷鸡摸狗的行为，皆是执法单位无无行动、无执法所滋长的歪风，若有关单位继续无动于衷，违法的人将继续违例，并且会越来越肆无忌惮。”
滤水站接连关闭 民众饱受制水苦
除柔州金金河化污事件，导致有民众急性中毒外，其他的毒河事件虽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有人中毒，但已造成数万人因滤水站关闭，而面对制水之苦！
如今年3月4月初，柔州文津河及柔佛河因含氨量超标，先后导致新邦令金滤水站、沙翁第一、第二滤水站、芒加滤水站、柔佛河滤水站及泰丰滤水站被逼关闭，影响逾8万人。
接著在4月中，上霹雳的雷河验出含砷量超标，疑造成下游村民罹患皮肤病，国家水务委员会也勒令关闭附近的阿亦甘达滤水站，令甘榜阿亦甘达的逾千名村民每日皆需等待水槽车前来派水。
同时，最近甲州疑泥鳅鱼池的废料排入巴登马六甲河，导致河水氨含量超过卫生部制定标准，即3.5毫克，当地的滤水站也被逼暂时关闭，影响亚罗牙也约1万8000人的水供。
另一方面，除了急性中毒及制水等直接性影响外，若我国毒河的情况依然未有改善，人民长期接触含有害物质的空气、水和食物，也存有慢性中毒的风险，包括导致患癌、神经及免疫系统等损害及诱变因素，对后代也产生影响。
电池厂泄铅 村民对环境局很失望
正当全国的焦点皆落在柔州金金河时，位于雪州的仁嘉隆新村也同样传出邻近的电池厂疑泄毒，造成沟渠的水源铅含量过高。
“我们好奇，这新村的大沟渠以往有小鱼自在地游水，村民闲时也会前往钓鱼，但在去年杪开始，小鱼不见了，水草也枯萎了，村民感觉不对劲，便开始私下‘调查’原因。”
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秘书的温丽婷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透露，本身是一名化学师，也是仁嘉隆新村居民。她与一班村民在去年杪开始收集沟渠水源，送往化验。
“我们新村附近有一家电池厂，据我们收集的资料，该厂的执照是属轻工业，但，我们却寻知厂内竟有热熔铅及磨铅粉等属重工业类型的作业。”
她也说，在化验结果出炉后，发现沟渠水源pH值低，属酸性水质，且含铅浓度也很高，最高达至2.38ppm，村民于是向环境局投报。
“惟环境局前往电池厂视察后，只向居民简单交代已采取行动，未说明所采取的对付行动，包括罚款、是否吊销执照还是暂停运作，该厂也持续运作，依旧排出酸性污水。”
她与村民并非激进份子，但考量到其他村民尤其小孩的健康因素，他们今年2月再次抽取渠水样本化验。
“我记得化验后，再次向环境局投报，对方反质疑我使用的pH探测仪是否符合规格、探测指数是否准确。我是一名化学师，我详细说出探测仪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品牌和其功能，对方立即转换话题。”
同时，她指当局官员当时也拒绝在晚间出动勘察，村民所收集的证据，包括化验报告也不能作为呈堂证据，只要求村民协助继续监督及分享资料。
“这令我十分愤慨，既然我们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他们依然没行动，那么为何还叫我们继续监督？”
此外，随著事情闹大后，厂方虽曾被指示暂停运作，但居民发现该工厂还是如常有排水及员工作业，居民们再次投报、再次向当局理论。她指当时村民的心情，难掩愤慨、不忿及充满失望。
“铅是有毒的，现在我们还未有任何急性症状，但未来呢？我们的孩子呢？我和居民大可不必给自己添麻烦，去抽水样本化验，然后去投报、理论，再后来自掏腰包进行化验……”
温丽婷也说，争取至今，居民们都有些累了，虽然该厂如今已完全暂时停止运作，但当地的人民已对政府机构的诚信及公信力有所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