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法重要的规范基础。虽然它不具备法律层次的规约权力，但是它对各国如何保障和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有指标性的引导原则。2014年联合国人权组织在纽约和日内瓦依此公约，强调无论是正规或非正规的移民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应该在当地社会享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在马来西亚，朝夕令改的劳动法规和移民政策，让许多移工的劳动处境依然险峻。基本的工作权利，如工时、休假、参与工会等权利仍需改善，他们跟我们同处一个生活空间的各种权利，例如医疗权、教育权、结社权，更是遥不可及。我们总认为那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而非“人”的基本权利。在各种公共领域讨论里，我们经常也只看到他们作为一个“劳工”的身体，而忽略了他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父母有孩子、有自己过去的“完人”。
上周日，当全城欢庆父亲节时，记者走访移工假日主要聚集地——吉隆坡市中心，请他们写下给远方父亲的寄语，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另一面。
艾薇（菲律宾）：我没有父亲
“I don't have a father”（我没有父亲），来自菲律宾的Ivy说。
她和其他移工一样，分别坐在Kota Raya大厦门口两侧边聊著。尽管阶梯上和对面的柱子，到处都贴著“禁止坐在楼梯处”的牌子。
门口还站著一个同是移工的警卫。大热天还被要求穿白色制服的他，大部分时间跟地上坐著的移工一样，呆望著对面，偶尔履行责任，象征性地驱赶坐在阶梯上的移工。大家也会相互配合，稍稍移动一下屁股，挪去旁边或上下几个阶梯坐著，或者干脆暂时离开阶梯，没过一会儿又回到原处。假日，不坐在路边的公共空间，或像这样有遮阴的地方，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Ivy的父亲8年前已过世，隔年她决定来马来西亚工作，一待就是7年，如今在白沙罗高原当家庭女佣。移民局明文规定，家庭帮佣仅限女性申请，也是符合主流社会对于“帮佣”工作的性别想像。在政府的认定下，家庭帮佣和一般外籍劳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由两套不同的申请程序和规定管制。由于菲律宾对于劳工的意识较强，在马来西亚的人数一直并不显著。2015年大约有六万多人，占各国外籍劳工的3%而已。若按职业类别来分，马来西亚现在共有近150万名外籍劳工从事家庭帮佣工作。
Ivy每逢假日就来这里的教会，过后就跟朋友到处逛逛。今天是父亲节，记者问她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在匆忙之下，记者也只来得及塞给她一支黑色毛笔，只见她缓缓地写著：“Happy Father's Day, Dad in Heaven”，意即：给在天堂的父亲，祝你父亲节快乐。随后，她还在“快乐”英文字上，画了一些线条装饰。
Amarjeet Singh和Ravi Kumar（印度）：我喜欢爸爸
来自印度的Amarjeet Singh和Ravi Kumar两人坐在阶梯的最高处，从老早就一直观察我们在干嘛。访问移工时，记者经常在马来语与英语快速转换著，心里不确定他们到底比较习惯听哪种语言。即使找到彼此可以沟通的共同语言，我们是否能够沟通顺利，也视乎我的用词和句子结构是否过于端正。
跟他们两位说明原由时，Amarjeet Singh负责向Ravi Kumar快速用母语翻译，Ravi Kumar总是咧嘴灿烂地笑著点头。结果，明明是Amarjeet Singh要给父亲写祝福语，却交由一旁的Ravi Kumar用英文负责书写。他低著头，大略地翻看之前那些移工的留言，然后写了一张“I MISS YOU”给他的朋友，一张“I LIKE PAPA”给他自己的父亲。
Ravi已来马两年，两人同在KLCC附近从事建筑工作。建筑业的外籍劳工人数波动幅度颇大2009至2014年每年平均22万人，却在2015年大幅度跃升至近75万人。
过去17年，来自印度的外籍劳工人数稳定增加，虽然不比印尼和孟加拉移工显著，但长期位居外籍劳工的第三大来源国。2000年，印度劳工占总外籍劳工人口的2.3%，共18,934人；2015年占6.5%，人数倍增近7倍，共139,751人。
Zubair Khan和Amamir Saeed（巴基斯坦）：你是我的榜样，我无时无刻地想念你
假日时，能享有休假的移工们，以茨厂街与大家购物中心（Kota Raya）之间的敦陈桢禄路作为无形的边界，基本上都聚集在大家购物中心的周边地区。
在盘古银行附近的广场，遇到来自巴基斯坦的Zubair Khan、Amamir Saeed和其友人，身旁还有一个半身那么大的蓝色行李箱。
Zubair Khan的父亲已经去世8年，记者问他有没有什么寄语，可以用自己的母语书写。他一脸惊讶，边把纸笔递给身旁的Amamir Saeed，请他帮忙写。写毕，记者问这是什么意思。负责书写的Amamir Saeed用英语直说，“我可以翻译”，接著说，“my dear father, I really really miss you”（我亲爱的父亲，我真的真的想念你）。我拿起笔记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抬头跟他确认，是“really really miss you”，而不是“really”而已哦？他笑说，是“really really miss you”。
17年前，来马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才三千多人，可参与各领域；2015年，已跃升至7万多人，排名第6、7位。那天，Zubair Khan是陪著Amamir Saeed来买一个大型的蓝色行李箱，平时放假时也喜欢来这里逛逛。他刚来马时是在蕉赖一带工作，他们在工地里从事管道工程，如今已来马4年零6个月。他们总是能精准地说出时间，仿佛总在计算离家和回家的时间。
Zubair Khan说，自己的国家很乱，不过现在情况好一点了。他喜欢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还一直称赞那些准时发薪的老板。
在和Zubair聊天时，Amamir Saeed也给今年52岁的父亲写一张，这次写得更长更久了些。他已来马两年，和父亲一样在工地工作。我走到他身旁，再次听他用流畅的英语翻译，短短三行的手写字，工整且秀气，密密麻麻地文字，像是一封长长书信透露诉不尽的寄语。
他说，“我亲爱的父亲，我爱你，愿阿拉能保佑你长寿、健康和富有，赐你幸福。我无时无刻地想念你。你是我的榜样，思念你。”
Mamun Taluk Oar, 孟加拉：努力工作存钱养家未来回乡开店
遇见孟加拉籍Mamun Taluk Oar时，他是站在中央艺术坊外的一棵树下，手里拿著一叠汇款服务的绿色传单，那是他的兼职。过去十多年，中央艺术坊邻近商店街多以跨行汇款和手机通讯服务居多，街头到处贴满各国语言的文字，展示著招牌、餐牌、传单或是招聘广告。
这些我们看不懂的语言，是身在异乡的移工能够暂获一丝亲切感的归属，却经常引起在地人的焦虑。我们不认为是多元异国文化的绽放，所谓“异国”只有那些经常出现在电影、光鲜亮丽的国家。
Mamun Taluk Oar说，他平日主要在斯里泗岩沫，从事有关饮食机器的工作。他一出社会工作，就直接飞来马来西亚。屈指一算，如今已3年8个月。
像Mamun Taluk Oar这样的孟加拉移工，2015年全马有280万人，占所有外籍劳工的第二大宗，排名在印尼劳工之后。孟加拉移工人数在2009年达巅峰时期，一度高达300多万人。2005年柔佛曾经发生一起印尼移工不满厂方管理的冲突事件，引起执法机关和社会的关注。自此，政府决定多方引进各国移工，以减低对印尼劳工的依赖。
起初，他回拒书写寄语，原因是，“我不懂写英语”。记者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语言写啊”，他笑著调侃说，“写孟加拉文？可以么？可是你看不懂”。他潦潦写下寄语，记者问那是什么意思？他飞快地在脑海里翻找接近的词汇，然后断断续续地说：“saya aba banyak suka”（我很喜欢爸爸）。
他的父亲已退休，由8个孩子供养著。他排行最小，上有五个哥哥，两个姐姐，大部分的结婚去了，其中两个也在马来西亚工作。他计划在这里工作多三、四年，希望日后能够回去自己开店做生意。开电话店么？他说，还不知道啊，也许是开服饰店、电话店或是“kosmestik amoi suka”（女人喜欢的化妆品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