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6年，首相安华接连抛出数项新政，从限制首相任期、推动总检察署与检控官分权、制定资讯自由法令，以及设立监察专员署，到增加华小拨款、延续援助金发放、延后电子发票宽限期等，乍看之下分散而零碎，然而若将这些政策与政局变化拼凑起来观察，便不难发现，这是政治精算下的回应施政，也将是安华政权下半场治理逻辑，以低政治风险改革和小恩小惠，修复希盟的基本盘，争取民心来迎战来临的马六甲和柔州州选，以及两年后的第16届全国大选。
事实上，在去年沙巴州选后，我曾在〈跛脚鸭首相：安华困境〉一文中指出，若要避免内部分裂与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并摆脱“跛脚鸭”的政治效应，安华必须重新聚焦核心改革，至少推出一项高可见度、低政治风险的体制改革。如今，提出的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十年或两届、检控官分权、设立监察专员署等，正是低风险的改革选项。
毕竟，安华团结政府迈入执政下半场后，政治空间并未随时间而改善。相反，沙巴选举中希盟惨败、国阵巫统成绩差强人意，反而强化了巫统内部的不安情绪。巫青团长阿克玛持续鼓动巫统退出团结政府，使原本就结构松散的执政联盟，更显脆弱。内部有著巫统蠢蠢欲动，外部则面对反对阵营国盟，尤其是伊党的持续动员、保守情绪回流，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波动下，经济放缓带来的民生压力。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若仍期待安华推动全面、结构的大改革，无疑是政治上的过度乐观。因为高风险改革一旦失手，不仅难以加分，反而可能加速权力耗损。反之，选择“低政治风险、但高象征性与可见度”的体制改革，才是下半场更务实、也更符合政治理性的选择。
不管是限制首相任期、检控分权或设立监察专员署，都没直接触动官僚体系或既得利益集团的即时利益，也不涉及到马来人和伊斯兰的地位与权力，因而要过关成形并不难。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凡牵涉官僚体制核心权力或马来人与伊斯兰主权的改革，往往阻力重重，譬如国阵时期敦阿都拉任相时所提出的警队改革，纵使获得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最终仍因警队内部的抗拒而难以全面落实；同样的希盟1.0执政时期，原本签署《罗马规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决定，在反对党鼓动马来社会的强力反对下，最终被撤回。
因此，相比之下，首相任期限制更多是制度设计与政治文化的调整，而非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清算和重整，自然较容易在国会与社会层面累积共识。
同时，安华的“低风险改革”举动并非孤立操作，而是与一系列政策调整形成一致脉络。在经济与行政层面，政府宣布原定于今年1月1日，对年营业额100万至500万令吉商家全面落实的电子发票（e-Invoice）措施，延长宽限期一年，以展示政府对中小企业在数码转型压力上的现实考量，选择降低摩擦、避免政策反弹。
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在承认统考与否持续争议下，华小拨款由原本的5000万令吉增至8000万令吉，泰米尔小学则获得5000万令吉拨款。这不只是预算调整，更是一种安抚手段，向多元社群，特别是华社，释放善意的讯号，也以此修补和巩固希盟的关键基本盘。
在民生层面，政府今年继续推行慈悯基本关怀援助计划（SARA），所有年满18岁的大马公民将于2月9日获得100令吉援助金。金额不高，却胜在普遍与即时，在通膨压力仍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发挥稳定社会情绪的作用。
综合来看，尽管希盟以宏大改革叙事起家，但安华下半场的治理逻辑，已注定转向“低风险、可交付”的制度与政策调整。限制首相任期、检控分权，正是这一路线中最具体制象征意义的一环。这未必能立刻改变政治生态，却有助于重塑权力边界与政治预期。
在一个改革成本高、政治耐性有限的现实中，这或许不是最理想的改革，却很可能是当下最可行、也最现实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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