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90％成年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各行各业逐步解封，我国的抗疫工作也开始迈向新阶段。之前就话题不断的反疫苗群体，这个时候格外受人瞩目。
反疫苗人士不时会在网络上设立群组攻击疫苗接种，并散播疫苗致死的虚假讯息。虽然卫生部多次报警，谣言却屡禁不止。反疫苗者还相信著各种阴谋论，有报导指出，吉兰丹仍有近2.7万人拒绝接种疫苗，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担心疫苗计划为“犹太人议程”。
卫生部长凯里最近向反疫苗群体“公开宣战”，表明政府会让反疫苗者“没有好日子过”，结果遭来反击，有人开始在网上造谣攻击凯里“养小鬼”。
小动作频频，反而凸显出反疫苗者们的不可理喻。
这些反疫苗群体完全无视疫情的威胁，他们到底在想甚么？
我们不能简单把反疫苗的问题全都归咎于无知，在反疫苗人士当中，不乏专业人士；它也不限于特定宗教、文化或族群。在欧美，反疫苗者也同样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动辄就能够动员数十万人上街头反对施打疫苗。
这股反疫苗浪潮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已形成，过去反疫苗群体当中就一直盛传，麻疹腮腺炎风混合疫苗可能导致自闭症，虽然这篇引起争议的学术论文早被证实造假，为首的研究者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更因此身败名裂，但反疫苗者却继续对其理论深信不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过去也曾多次公开发表反疫苗的言论。但是当美国的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特朗普不但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他本人也打了针。
对于这些资讯，反疫苗者往往视而不见。说到底，还是因为对现代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尤其是那些受过一点教育的反疫苗人士，他们经常高举的理由是，任何有关疫苗的资讯，应该是自己去搜集资料及做判断，而不是尽信医护人员。本身的生死大权，应该决定在自己手上，不能让医生牵著鼻子走。
医学史研究者罗思曼 (David J. Rothman)的著作《病床边的陌生人》，某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医生与病人及社会关系的转变。在现代医院出现之前，如果有人生病，往往只能请大夫上门，当时的医疗技术虽然落后，但医患关系却是最融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疗技术与医疗体系都取得迅速发展，医生与病人关系反而疏远了。
二战至1960年代，虽然医学上取得飞跃进步，但同时发生了一系列侵害病人与违背道德的事故，使得越来越多非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的介入，并限制了医学科研人员和医生的权力。病人也开始觉得，他们在医疗事务上，也必须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与决定权。
医疗体系不断膨胀，维持这套体系的成本与医疗费用也自然水涨船高。但是这个社会未必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让不同阶层的人都受到足够的医疗照顾。一些医疗制度不完善的地区，如果得了重病又没有经济能力，也只有等死。这种种的问题，都会让人们产生对医疗体系的不满。
其实，除了反疫苗之外，我们的生活上不时也会遇到，因为不信任现代医疗体系而出现的其他荒谬行为。比如说，你会看到某个火箭议员一见到山寨版连花清瘟胶囊，就会兴奋得四处宣扬说是“抗疫药丸”。比如说，某个平时与你没甚么交流的远亲，有时会突然转发给你一堆不知哪个内容农场编出来的绝症偏方。
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家庭聚会时，还会见到几个老人家，为“信中医还是信西医”这种破事争个面红耳赤。
我自己的答案却很简单，医疗制度的不完善，不代表医疗技术的不可靠。不断发展及壮大的现代医疗体系，就象是医务界的巨灵，它可能会犯错也需要监督，但它却是当下让我们走出疫情的惟一出路。
